选录自随佛法师著《相应菩提道次第》@2010
「原始佛法」一词，是传统佛教所无有的语词与概念，此为近代佛教史学界的用语，最初提出此一用语与概念的，是英国的学界。早在十八、九世纪，当西方列强向亚洲各地进行殖民侵略时，发现要在亚洲进行殖民侵略，并不像非洲及南、北美洲般的容易。因为亚洲不仅已有高度的文明及统一的国家，也有发展久远的伟大宗教信仰，特别是佛教信仰早已深入亚洲各国人民的心灵。当时西方的殖民侵略，多半紧随于宗教信仰之后，而将西方信仰传入当地，往往是文化及殖民入侵的先驱。因此，打击亚洲的佛教信仰，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及中国，为后续的传教、经济、殖民作准备，即成为当时西方列强的手段。因此，英国对当时在其统治下的印度，针对佛教的历史、文献、史迹进行全面性的考古及研究，原本的目的，是要透过现代科学的求证方式，证明佛教信仰中的 释迦牟尼佛，只是出自印度民族的神话传说、虚构人物，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藉此来打击佛教的信仰基础，并为西方列强在亚洲的发展铺路。
然而，西方诸国的学者，历经百余年的考古与研究，透过多面向史献证据的比对、求证后，终究禀着学者的专业、良知与诚信，以现代科学考证的严苛标准，向西方社会证明，不仅佛教信仰的核心──释迦牟尼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即使是 佛陀的两大弟子──舍利弗、目犍连，也是真实不虚，而 佛陀、舍利弗、目犍连的遗骨舍利，也被西方考古界，从已被遗忘于世、深埋于地底的佛塔中挖掘出来，并因此重现于世人的面前。除此以外，更对佛教长期以来，以传教者之传述为信仰基础的佛教史观，当中分歧、模糊、讹传所造成的矛盾及疑团，提出有考古史献为根据的厘清和解答。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间，西方文明以严谨、清晰、实证的方法，间接的帮助佛教澄清了长久以来的困难与疑难，也为充斥各种「既博杂分歧、相互对立，又自相矛盾」之教派学说的佛教，提出可验、可证、可信的「佛教思想史观」。这不仅让佛弟子可依之而探求佛教初始时期的教说，并藉此直探「释迦佛陀的本怀」，同时也强化了佛教的信仰基础，为现代的知识分子，打开了有根、有据的「入佛之门」。
西方各国学者的研究，开启了西方学习佛法的大门，西方的学佛者自此日渐增多，如现今德国的佛教人口约有百余万人。由于西方文明重视以史献的传承史，作为探寻 佛陀思想原貌的根据，以避免佛教后期的新创思想，误导了学法者对佛法的认识。所以，将传承历史既古老又清晰可信，同时传诵的形式又较为古老的南传巴利圣典，称之为「原始圣典」，而当中所传诵的教法即被称为「原始佛法」。
由于西方的研究结果，对于以传承宗派佛教为主流的亚洲佛教，特别是汉传佛教圈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，进而促使亚洲佛教各国的学者，纷纷投入此一印度佛教传承史的研究，中、日的佛教学者在长期的探究中，终究承认了现代科学的史献证据，进而开展了亚洲佛教之「回归佛陀本怀」的思潮。
在此一思潮之下，亚洲的佛教界，对长久以来被宗派佛教的信仰与典籍，轻视为「小乘」的「阿含圣典」，重新的正视其史献价值与思想内涵，而「小乘」一词也不再是「理所当然」的「事实」了。不仅如此，亚洲汉传佛教的学者，更针对汉译藏经当中，印度部派佛教之各部派的传诵，作进一步的研究与了解，试图从与南传巴利圣典为同一源流的其他部派传诵中，完整与确当的探知早期佛教的思想，而目的是「寻觅释迦佛陀教法的原貌」。在此一探寻中，有着相当可贵的研究成果， 亚洲佛教学者的研究，有许多是比西方的研究者更向前一步，不仅确认了印度部派佛教共同传诵的四部古老圣典，即《相应部》、《中部》、《长部》、《增支部》（相当于汉译四阿含）当中，以《相应部》（相当于汉译《杂阿含》）为四部的根本，是四部中最早形成的圣典。当中所传诵之『修多罗』、『祇夜』、『记说』等三分相应教，则以『修多罗』为最早，『祇夜』、『记说』则出于佛灭后百年间的增新。最为可贵与重要的发现，是确认了在『修多罗』中，以当中的「因缘相应」、「食相应」、「圣谛相应」、「界相应」、「蕴相应」、「六处相应」及「念处等道品相应」等七事『修多罗』，是为最古老的传诵，是佛灭之初「第一次经典结集」的集成，是佛教圣典传承的源头。
此一研究结果，立足于西方近代对佛教史献的研究，更进一步的从汉译佛教史献中，寻得初期佛教传诵形态的根据，更进一步的确认了「原始圣典」的真实所在。然而，现今所传诵的南传《相应部》与汉译《杂阿含》，虽是出于同一古老的传诵，但却是部派分化以后的「部派诵本」，除了保有古老的传诵之外，当中也包含着许多出于日后增新的部派见解与思想，而早期佛教圣典的传诵多是「增新不去古」，所以两部形成「同中有异」的面貌。因此，依着两部圣典当中的七事『修多罗』为本，探寻两部传诵的共同说法，并依此确认共通的古老传诵，过滤后期的新说及部派义学，进而还原及整治出统贯一致、前后相应、完整确当、次第明确的教法，以此作为「佛陀教法原貌」的根据，并依之修学而正向无上菩提。
修学佛法毕竟不是纯属信仰，也不能像过往的传统一样，以传统宗派的部义教说为准，忽视当中存在着诸多说之不通、对立矛盾的说法，或者自以为是的闭门造车、自由心证，或是将许多融摄了印度神教及外道教义的传诵，自作解释的一概了无分别、融通无碍的视如无物。这些存在于佛教的现实，对于任何想要修学佛法的人来说，都是学法上的障碍。因为学习佛法毕竟不是虔诚信佛、行善布施、发愿度生而已，也不是修持禅定、持念咒语，或是议论听闻许多「言之成理」的佛学就好，直到两鬓白发、实无所证，才依佛救度、求生净土。在传统的宗派世界里，多少的佛弟子是视自己为求证正觉的学法者，而非托附于信仰的泛泛信佛者，如此信心满满、发心高远、陈义崇高的前进，但一入宗派林立的佛教世界，却为部义罗陈、教说歧异、自相拉扯的现实佛教所困，而终以「念佛为务，净土为归」居于多数了。试问：何以致此？可叹多少深入佛门的老修行，为此而延误一生！
佛法毕竟是由历史的 释迦佛陀所传授，而人间的僧团也有着历史的传承，终究是有道、有迹可寻，修学佛法还是要以「佛陀的教法」为根据。探寻「原始佛法」的目的，绝不是为了否定传统佛教，而是为了回应与落实佛弟子的初衷──成就无上菩提、利益众生。
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，在所著之《中国佛教研究史》一书中提出：「我国自隋、唐以后，佛学者以读小乘为耻，《阿含》束阁，盖千年矣！吾以为真欲治佛学者，宜有事于《阿含》……。《阿含》为最初成立之圣典，以公开的形式结集，最为可信。……虽不敢谓《阿含》一字一句悉为佛说，然所含佛语之多且纯，非他经所及。《阿含》实为一种言行录的体裁，其性质略同《论语》」。梁启超在此书中又说：「试以汉译四阿含与锡兰之巴利本相较，当能发现诸多异义。他日若能将全世界现存之各种异文异本之阿含，一一比勘为综合研究，追寻其出自何部所传，而因以考各部思想之异点，则亦为学界之一大业也」。可见在二十世纪初叶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注意到，《阿含》为最古老与可信的典籍，而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，日本学者对于印度初期佛教与原始圣典的研究，即有相当深入与可贵的研究成果。其实中国古代的佛教学者，比对佛教所传承之典籍的内容，早已承认与接受《阿含》是佛教早期传诵的教法，如隋天台智顗之「四教说」即判《阿含》为 世尊初始之教。由于古代学者无法求证于印度佛教之史实，而受限于后世增新典籍的说法与学派思惟，所以虽承认《阿含》为佛教之初始传诵，但多以后世学派的立场，评判 佛陀真传的《阿含》为「小乘」。因此，直到近二十世纪末叶，《阿含》圣典的探究，以及对汉、巴之《阿含》的比较研究，才真正为国人所重视，为华夏佛教界所接受。
由于现今承自部派佛教时期所传诵之四部《阿含》圣典，不仅包含初始结集与佛灭后百年间的集成，随着部派的分化，各部派自部的思想与主张，也会融入、增附于部派传诵的《阿含》中。在长久的流传中，不同部派经由彼此影响与相互融摄后，许多部派的「部义」，会发展成部派间共有的「义解」，此时由「部义」融入部派传诵的「新经说」，就变成部派间「共有的新经说」。因此，各部派传诵之『阿含圣典』，当中的共说有三种：一、「第一次结集」集成的古老经法；二、「第一次结集」以后至佛灭后百年「第二次结集」间的增新传诵；三、部派分裂以后，经由部派「部义」的相互融摄，而相近共说的「新经义」。在这三种共说里，只有「第一次结集」集成的教法，才是真正可信的「佛法」，其余多是出于后世的增新。
此外，在菩萨道的典籍中，则有更多后世的增新，当中的义理有承续自部派之部义，也有再创新的见解，故多与初期佛教的思想不合。虽然这些新出的典籍，也有益于世人，但对于 佛陀教法的学习而言，如不加以抉择厘清，必将造成学习上的混淆及困惑。所以，探寻《阿含》的学人，需善知厘清古、新说法之差异，否则只有徒受辛劳，而难有真实的利益。若将南传五部巴利圣典一律信持，则必陷于古、新传诵与部派义学之间的矛盾；将各出自不同部派的汉译四部《阿含》全部纳受，则有古、新传诵与不同部派思想混杂的问题；若把南、北传诵之汉译四部《阿含》、五部巴利圣典全然受持，则古、新说法与不同部派义理交相揉杂混淆的问题更大。如再加上后世部派的论书义学，则必似同将汉传八宗一律等持不疑，最后学人只能信受一切说法皆对，无法识知古、新之异，而抉择出「佛陀之正道」。
因此，探寻 佛陀教法的真义，就不能不了解佛教圣典之集成与传承的历史，当知「原始圣典」是针对经典史献的传承历史当中，最初集成的传诵所作的定义，而「原始佛法」是指依据「原始圣典」所建构的「佛陀之思想体系与实践方法」，这既不等同现今南传分别说系铜鍱部佛教，也不就是汉传或藏传菩萨道。探寻「原始佛法」的意义与目的，应当是现代的佛弟子，藉由一切可行的努力，在现有的佛教传诵中，探寻可信、可验、可证的「佛陀所说法」，并依之修学而现证菩提、利益世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