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人南传佛教学人应有的省思

2022年5 月1日      972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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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思华人佛教的形势及需要

随佛比丘 撰文

1.华人的文化及宗教态度

      华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发展,信仰的多元化,一向是华人社会的常态。自古以来,华人社会一直不曾形成单一宗教信仰,不论是儒家、道家及佛家思想,或是耶教、回教及各种民俗信仰,都在华人社群当中得到接纳及信仰。从华人的历史发展来看,殷商、西周时代信仰的是天地及祖灵,东周(前春秋、后战国)时代开启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「大启蒙」时期,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思想,即出自此一时期。东周以后的秦王朝信行法家,而继起的汉朝则是「罢黜百家,独尊儒家」,往后的历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作为立朝的基础与御化民众的依据。历代帝朝「重用儒家」的原因,应当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张是以「血缘氏族」为基础,建立「血缘伦理为中心的国家体制」,这种家族式的国家制度主张,当然会获得封建帝王的欣赏及信赖。

      封建帝王御世化民的重点,不免是落在「辅君治世,万代不移」的大用上,这一封建帝王的需要及心态,也就形塑出「百家思想,利吾为用」的态度了。在此之下,历代君王对于百家思想及各种宗教信仰,大多是不会有忠诚的信仰,有的也只是「利吾」的原则及「取用」的态度而已!简单的说,看情况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有利于自己的学说及信仰。长久以来,上行下效的结果,华人社会就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本,兼杂以多元学说、信仰的华人宗教社会。但是在信仰的态度上,还是离不开看情况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心态,而难以真诚不移的服膺某个学说及信仰,并且据之以「改变」个人原有的需要及心态为主。当然,真诚信仰者也还是有的,只是少数罢了。

      印度佛教流传到汉地以后,虽然逐渐普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,但是华人的佛教信仰形态,依然受到华人「取用」的信仰心态所左右,所以经过长久的发展后,也就不免倾向「服务俗世的需求」而日趋于「流俗」了。因此,华人宗教经过长达二千年多年的发展,多数华人对于宗教的态度,主要还是「看需要的取用」及「无事不登三宝殿」,真正的信从、奉守宗教教法与规范的人,毕竟不是多数,而宗教师在华人社会的认同度上,也不如其他民族。

2.华人佛教的发展限制及新趋势

      传入汉地的印度佛教,事实上不是只有公元前一世纪才传出的「(大乘)菩萨道」而已,也还有印度系部派佛教各学派的传诵(不包括锡兰岛的分别说系铜鍱部的传诵)。自六、七世纪以后,传入汉地的佛教学派中,相较于理想化、神化,事事讲求方便、律持简要,学理重在度众、教义简约的「(大乘)菩萨道」来说,印大陆系部派佛教的特质,因为较为理性、神化色彩淡薄,重视出世修证及律戒规范的持守,论说义理倾向庞杂繁琐,不仅难以适应强调「血缘伦理」、宣扬「大同」理想的儒家文化,也不能契合形上玄秘、神化的道家及道教信仰,更不合「擅取菁要而用」的华人文化,而逐渐的被淘汰于华夏文化圈以外。对于华人来说,印度传来的「(大乘)菩萨道」,已经成为华人佛教信仰的传统及当然选择,起源早于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部派佛教,可说是毫不受到华人的「考虑」。

      然而,华人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发展,到了清末民初时期,因为内部教说及学派的分歧、对立,还有趋于「流俗」发展的关系,已是近乎奄奄一息。这一佛教存续的危机,激发及促成了华人佛教内部的「自救机制」,才有了二十世纪初期的「华夏佛教改革思潮」。正是这一「佛教改革思潮」的影响,才促成了近代华人佛教的复兴运动,使得1950年以后的台湾佛教,在质与量上都有相当大的提升与进步,更成为二十世纪华人佛教世界的希望及典范。

      1950年以后的台湾佛教,在质、量的改革及发展上,都有相当可观的进步,主要可分为三大方向:
      一、承续传统:二次大战后的台湾佛教,先革除日本殖民时代遗留的家庭式佛教,再承接隋、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,也同时延续了明代以来偏向「会通儒、佛思想」的「儒化佛教」。

      二、改革旧弊:延续民初中国太虚法师改革佛教积弊的路线,印顺老法师依据印度初期「(大乘)菩萨道(般若、中观)」的教理思惟,汲取初期佛教之「佛出人间」的理性、朴质精神,针对唐朝以来的「老庄佛教」、「经忏佛教」,宋、明以后的「隐遁佛教」,明、清以来的「儒化佛教」、「子孙传承」,著书立说的推行改革的思潮。许多台湾青壮年佛教学人,承受此一改革的思潮,又兼及西方现代组织制度的思惟,即促成了当代台湾佛教的面貌。

      三、回归佛陀之道:许多受到印顺老法师改革思惟影响的学人,藉由东、西方现代学术考证为基础,更进一步的致力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及文物考证,厘清佛教部派学说发展始末及偏正,度越部派学说分歧、对立的迷惑及困境,走出印度部派佛教及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局限,回归  释迦佛陀教法的原说(原始佛教),开展出「真实的佛法」、「佛陀的佛教」。

3.华人原始佛教的开展因缘

       在回归  释迦佛陀教法原说(原始佛教)的探究上,公元1970年印顺老法师写出了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,正式揭开了华夏佛教圈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新页。公元1983年印顺老法师再编写成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,更是为华夏佛徒确立了「探究原始佛法」的真正入处。此后的三十年间,台湾的华夏佛教菁英,逐渐将目光转移到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学习,这也就是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,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(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)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。如印顺法师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(p.a1~ p.a2)提到:

      「近代佛教开展声中,有「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」兴起。这虽只是基于传说的,代表赤铜鍱部Tāmraśātīya的主观愿望,然对其他部派,大乘佛教,都可能引起误解。这一传说,现在虽早已不为学界所接受,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,特别是印度佛教,原始佛教的研究,受西方学者的影响,重视巴利语Pāli,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。这对于华文翻译的经律,自然的不予重视……我以为: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,应有合理的正确认识。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,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。……华文圣典──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,比之巴利圣典(属于一派) 的单一性,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。所以从种种华文经律与巴利圣典的比较,以窥见其次第发展的过程。经律是结集所成的。结集是等诵,是共同审定,是有部类与次第组织的。所以结集的研究,着重于部类的、组织的研究;从延续的、开展的过程中,理解经律部类的逐渐完成。结集有原始的(第一)结集,再(第二)结集,公认的结集与公认的圣典,是相关的、同时的。佛教还有不断的(第三,第四等)结集,不是佛教界所公认的,也与部派间独有的部类相关。结集是这样的一而再,再而三的进行,圣典部类的集成,也当然有其先后。」

      这一探寻「原始佛教」的风潮,让原本信仰、修学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华夏佛教圈,激起回荡不已的浪潮,更引领诸多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菁英与知青,用更宽阔的视野与求实的态度,省思华人佛教的道路。自此以后,探研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,即成为台湾佛教的「显学」,探究「原始佛教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此后,到南传佛教诸国学习佛法,乃至出家、禅修,也日渐的盛行起来,进而逐渐的形成南传佛教圈及南传僧团。

4.华人南传佛教学人的挫败及转变

      探究「原始佛教」需要对初期佛教经律史献加以考证与比较研究,特别是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的对照、整理,不仅需要相当深厚的汉学、佛学根底,英文及巴利的学习也少不了,更要具备过人的耐心、毅力及身心精力,还要能够面对历经多年研究才能有所成果的现实。基于绝大多数的探究者,多是无法具足这些条件,或是无法长期、深入与持续的进行枯燥又极耗精力的研究工作。更重要的是,此一探究工作可说是「吃力不讨好」,因为在「(大乘)菩萨道」为主流的华人佛教圈,这种「探寻佛陀原说」的研究,会被绝大多数的华人佛徒视为「异说」与「威胁」,不仅没有赞赏,也少有支持,更会招来排斥、诋毁与伤害。例如:公元1997年台湾的弘印法师、大愿法师、(故)明法法师等人,曾在慈莲寺举办过「原始佛教学院」,但是为时不久即解散了。如是在外在困境及内在学力不足的情况下,经由汉译与巴利传诵的对照,确证「原始佛教」的研究热潮,也就逐渐的冷淡下来了。

      反之,相较于「原始佛教」来说,虽然南传佛教只是部派佛教当中,出自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锡兰铜鍱部的传承,是印度与锡兰部派佛教(约十八部派,或二十一派)当中的一派,并不是真正的「原始佛教」。但是因为南传佛教已经有现成的教团传承体制,又有既成的师承体系可以作为修学的依靠,遂成为诸多无力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人仅有的选择,也是面对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排挤下,孤寂心灵的唯一依靠及信仰。

      目前中国大陆、台湾的南传佛教学人,多数原来是为了探觅、学习「原始佛教」,才会在汉译典籍的研究以外,学习南传铜鍱部佛教的教法。简单的说,华人南传佛教学人原本就不是「南传学人」,而是为了追寻「原始佛教」,才会学习南传铜鍱部的教法。当中多数的学人,后来却转变为纯粹南传佛教的信从者,不再致力于「佛陀教法原说」的探寻了。转变方向的原因,应当是这些学人无法面对探觅「原始佛教」的困难及挫败,转而寻求南传佛教既有的师承体系作为信仰及依靠。此外,因为南传铜鍱部佛教的教法当中,含融了许多早期菩萨道的教说及信仰元素,这些出自部派佛教的「新教义」,正是促成「(大乘)菩萨道」形成的先驱教说,所以南传佛教获得许多「(大乘)菩萨道」学人的接受及欣赏。在此之下,南传佛教的学习及推动,比起原始佛教的探究来说,不仅更为容易,也更有被「(大乘)菩萨道」接纳的成就感与肯定感,也较容易获得护持的资源。令人感到遗憾的,是这些原是追寻「原始佛教」的「南传学人」,因无力探寻而转变方向后,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,又进一步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转变及选择,甚至对「原始佛教」的追寻者,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,或是拒斥、诋毁、攻讦的对待。然而,依然有许多「原始佛教」的探寻者,坚定的循着既定的方向、目标,契而不舍的前进,直到亲见「佛陀教法原说」为止。

5.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困境

      相较于华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及台湾社会来说,马来西亚的华人佛教就完全不同了。近三十多年来,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,因为华文教育过去曾经受到忽视,遂造就了一世代「只知英文,不知华文」的华人社群。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知识菁英,因为无法读、写华文,自然脱节于华人历史、文化及传统宗教信仰之外,所以在宗教信仰的学习及选择上,不免偏向源于西方的耶教,或是较有英文传教面向的南传佛教。因此,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社群中,才能发展出一个世代的南传佛教知识菁英。

      然而,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,不论是华人或是南传佛教诸国的法师,因为只能解读英语而不解华文,学习佛法也是从较有英文佛教数据的锡兰或其他南传佛教国家获得,所以对于佛法的了解,只能局限在锡兰岛分别说系铜鍱部的教说范围,根本无法从汉译藏经中,探知、了解及学习到印度其他佛教学派的传诵内容。因此,对于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学习,也就是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,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(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)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,对于「不懂华文」或「华文不佳」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,或是南传佛教诸国(锡兰、缅甸、泰国)的佛教学人而言,是难以解知与无法参与的一件事。如此可知,多数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知识菁英,面对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的对照研究,是有着相当的无力及无奈了。

      例如:马来西亚某位知名的南传佛教长老(华人),原本误以为汉译『阿含圣典』,是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时,回程时掉落零散,所以从『巴利圣典』中抄写填补缺漏的部份,主张汉译『阿含圣典』是杂而不全、不正(注:因为原始佛教会在马来西亚宣法的影响,这位法师的认知最近有些许的改变了,但还是相当的排斥原始佛教会的活动)。可想而知,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学人,对于华人的历史文化及佛教传诵,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与不解了。在此之下,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圈,因为对探寻「原始佛教」有着难以解知的困境,在无力感、挫败感及缺乏安全感之下,同样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,强烈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处境及学习内容,也是对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习者、宣扬者,轻慢及拒斥、诋毁、攻讦的对待。

      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发展,目前可见有着三个困境:

      一、大势改变: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形成,不是因为南传佛教诸国的长老、法师了解华人文化及宗教信仰,能够以华语、华文向华人宣法,而是依赖过去华文教育曾被边缘化的缘故,才能造就一世代只能解知英文的华人南传佛教学人。但是此一世纪,华人在世界已重新取得重要的影响地位,学习华文逐渐成为普世重视的事,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多能读、写华文,能讲华语,并且中国大陆及台湾的「(大乘)菩萨道」学人,络绎不绝的前往宣教,大大提升了马来西亚「(大乘)菩萨道」的程度及普及度,南传佛教已不再是马来西亚年轻华人学子的「唯一选择」了。

      二、印顺学说的流传:印顺老法师的学说思想,大大的提升了隋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水平,这一改革思潮对于华人佛教世界的影响,是有目共睹。印顺学说的学人,正积极向华人世界广为推展「印顺学说」,也以「印顺学派」作为一致对外的立场表征。印顺老法师对于汉传佛教的弊病,是有相当程度上的了解及改革,这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汉传佛教势必会起了相当的作用,并且印顺老法师对南传铜鍱部佛教的学说缺陷及矛盾,也有相当程度的明白及掌握,这是研究过「印顺学说」的学人皆「心知肚明」的事实。印顺学说流传于马来西亚,必然会造成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发展及存续的阻碍,但遗憾的是,现有「不解华文」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菁英,却是「无知无觉」。

      三、信士主导的制度: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,是典型的「移民社会」,而宗教发展的形态,也是受到「移民社会」的限制。怎么说呢?通常由「移民」而形成的社会形态,都是先由一群「开疆辟土」的先行者组成,而这一群先行者通常是以「在故乡难以发展的中、下阶层民众」为主流。因此,前往异乡开展新生活的「先行者」,通常要在异乡经过一段相当困厄及辛苦岁月的努力后,才能有所成就。此时,重视血缘氏族及祖灵信仰的华人移民,才能会聚乡亲(同乡会)的力量,建立宗祠,也只有能够安居于异乡以后,才能在异乡重建故乡的宗教信仰。在这「移民社会」的形态下,马来西亚的佛教会社及道场,都是先由俗世的民众发起、组成及建设,接着再由发起的俗世信士组成的「委员会」,主导、决定一切的宗教事务,当然包括「聘请宗教僧侣、推展宗教事务,还有人事任免及财务」在内。佛教团体制度中,重要的除了「法务主导权」以外,真正具决定性的是「财务主导权」。因为汉传菩萨道的宗教师,实质上多是有持受金钱,不像南传佛教僧伽要依「净人」处理,所以汉传寺院的主导权,有的还是以法师为主。因此,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道场,在制度上来说,佛教僧侣只是「被聘请」的「导师」,而不一定是实际的「教化导师」,除了要看信士们对法师的敬信程度以外,一切还是要看这一群俗世信士的认知水平、心态及需要而决定。在此之下,宗教事务的推展,宗教师的专业意见还是必需要得到俗世信士的同意,推展的法务也不一定就是「如法如律」;又不同的佛教团体,是分别由不同的「俗世信士」主导、决定,「俗世信士」的观点、需要的差异,就会造成佛教团体各自为政、难以团结。

      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在表面上是受尊敬的「导师」,在许多现实上却是「人在矮檐下,何能不低头」,许多当说、当作的事,也不一定能说、能作,或许这就是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「错综复杂」的心态吧!此一制度的后果是「法教程度难有飞跃性的提升,发展困境不易有重大的突破」。南传佛教僧伽的主导性不足,「俗世信士」不大团结,各有盘算、力量不能集中,甚至有些是自视高、排他性强,常为了师承、学派的差异而相互轻视、排挤,又不能够吸收华人文化的长处,未来的发展恐怕要多多加强了。

6.对华人的南传佛教学人的呼吁

      在此,真诚的呼吁华人的南传佛教学人:我们都是出自于华人的文化世界,也都是在华人佛教的历史问题及困境当中,省思华人佛教及信仰的出路。在此一时代,我们不仅是站在历史的交汇点,也立于改变方向的转折处,不论是「原始佛教」或「南传佛教」的学人,今天作出的选择及作法,既影响了自己,也深深的影响了华人佛教朝向「回归佛陀之道」的发展,影响着现世及后世广大的苦难众生,我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及行为负责。

      南传佛教是源自锡兰铜鍱部(大寺派)的传承,虽然传诵有其价值与意义,但是毕竟无法依其传诵作为「佛陀教法」的代表,这是佛教及文化学术界都公认的事实。探寻「佛陀的原说(原始佛教)」确有着相当的困难,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否定探寻的必要及可贵,更不能为了维护个人及学派的自尊、声望及护法资源,自我「合理化」确实有所疑议的选择及学习,或是以轻慢、拒斥、诋毁、攻讦来对待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人。请回想二十多年前,大家一起推动初期佛教的学习,向传统「(大乘)菩萨道」学人推介『卡拉玛经Kalama Sutta』时,是何等的心怀及感触。更想一想,当年真诚为法,不受传统说法及宗教利益的局限,清明及勇健的心志,于今安在?

      此一时代的华人佛弟子,有机会、也有能力,藉由汉译藏经及南传巴利藏经当中的文献资料,从事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,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(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)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,重现「释迦佛陀的原说」,让华人的佛教焕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辉,成为世间可贵的佛教传承。

      请华人南传佛教学人,能以「佛陀教法」为念,以「苦难众生」为念。如果无力或无心探寻「真实的佛法」,也请随喜、欢喜「原始佛教」学人的努力,毕竟「原始佛教」及「南传佛教」学人,都是仰归「四圣谛」的佛陀弟子,而「原始佛教」的显现,不仅是显耀  佛陀的光明,也是全体佛教僧团的成就。

本文出自《正法之光》第17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