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思华人佛教的形势及需要
随佛比丘 撰文
1.华人的文化及宗教态度
华人的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发展，信仰的多元化，一向是华人社会的常态。自古以来，华人社会一直不曾形成单一宗教信仰，不论是儒家、道家及佛家思想，或是耶教、回教及各种民俗信仰，都在华人社群当中得到接纳及信仰。从华人的历史发展来看，殷商、西周时代信仰的是天地及祖灵，东周（前春秋、后战国）时代开启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「大启蒙」时期，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思想，即出自此一时期。东周以后的秦王朝信行法家，而继起的汉朝则是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家」，往后的历代王朝皆以儒家思想作为立朝的基础与御化民众的依据。历代帝朝「重用儒家」的原因，应当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张是以「血缘氏族」为基础，建立「血缘伦理为中心的国家体制」，这种家族式的国家制度主张，当然会获得封建帝王的欣赏及信赖。
封建帝王御世化民的重点，不免是落在「辅君治世，万代不移」的大用上，这一封建帝王的需要及心态，也就形塑出「百家思想，利吾为用」的态度了。在此之下，历代君王对于百家思想及各种宗教信仰，大多是不会有忠诚的信仰，有的也只是「利吾」的原则及「取用」的态度而已！简单的说，看情况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有利于自己的学说及信仰。长久以来，上行下效的结果，华人社会就形成了儒家思想为本，兼杂以多元学说、信仰的华人宗教社会。但是在信仰的态度上，还是离不开看情况、看需要的「取用」心态，而难以真诚不移的服膺某个学说及信仰，并且据之以「改变」个人原有的需要及心态为主。当然，真诚信仰者也还是有的，只是少数罢了。
印度佛教流传到汉地以后，虽然逐渐普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，但是华人的佛教信仰形态，依然受到华人「取用」的信仰心态所左右，所以经过长久的发展后，也就不免倾向「服务俗世的需求」而日趋于「流俗」了。因此，华人宗教经过长达二千年多年的发展，多数华人对于宗教的态度，主要还是「看需要的取用」及「无事不登三宝殿」，真正的信从、奉守宗教教法与规范的人，毕竟不是多数，而宗教师在华人社会的认同度上，也不如其他民族。
2.华人佛教的发展限制及新趋势
传入汉地的印度佛教，事实上不是只有公元前一世纪才传出的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而已，也还有印度系部派佛教各学派的传诵（不包括锡兰岛的分别说系铜鍱部的传诵）。自六、七世纪以后，传入汉地的佛教学派中，相较于理想化、神化，事事讲求方便、律持简要，学理重在度众、教义简约的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来说，印大陆系部派佛教的特质，因为较为理性、神化色彩淡薄，重视出世修证及律戒规范的持守，论说义理倾向庞杂繁琐，不仅难以适应强调「血缘伦理」、宣扬「大同」理想的儒家文化，也不能契合形上玄秘、神化的道家及道教信仰，更不合「擅取菁要而用」的华人文化，而逐渐的被淘汰于华夏文化圈以外。对于华人来说，印度传来的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，已经成为华人佛教信仰的传统及当然选择，起源早于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部派佛教，可说是毫不受到华人的「考虑」。
然而，华人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发展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，因为内部教说及学派的分歧、对立，还有趋于「流俗」发展的关系，已是近乎奄奄一息。这一佛教存续的危机，激发及促成了华人佛教内部的「自救机制」，才有了二十世纪初期的「华夏佛教改革思潮」。正是这一「佛教改革思潮」的影响，才促成了近代华人佛教的复兴运动，使得1950年以后的台湾佛教，在质与量上都有相当大的提升与进步，更成为二十世纪华人佛教世界的希望及典范。
1950年以后的台湾佛教，在质、量的改革及发展上，都有相当可观的进步，主要可分为三大方向：
一、承续传统：二次大战后的台湾佛教，先革除日本殖民时代遗留的家庭式佛教，再承接隋、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，也同时延续了明代以来偏向「会通儒、佛思想」的「儒化佛教」。
二、改革旧弊：延续民初中国太虚法师改革佛教积弊的路线，印顺老法师依据印度初期「（大乘）菩萨道（般若、中观）」的教理思惟，汲取初期佛教之「佛出人间」的理性、朴质精神，针对唐朝以来的「老庄佛教」、「经忏佛教」，宋、明以后的「隐遁佛教」，明、清以来的「儒化佛教」、「子孙传承」，著书立说的推行改革的思潮。许多台湾青壮年佛教学人，承受此一改革的思潮，又兼及西方现代组织制度的思惟，即促成了当代台湾佛教的面貌。
三、回归佛陀之道：许多受到印顺老法师改革思惟影响的学人，藉由东、西方现代学术考证为基础，更进一步的致力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及文物考证，厘清佛教部派学说发展始末及偏正，度越部派学说分歧、对立的迷惑及困境，走出印度部派佛教及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局限，回归 释迦佛陀教法的原说（原始佛教），开展出「真实的佛法」、「佛陀的佛教」。
3.华人原始佛教的开展因缘
在回归 释迦佛陀教法原说（原始佛教）的探究上，公元1970年印顺老法师写出了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，正式揭开了华夏佛教圈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新页。公元1983年印顺老法师再编写成《杂阿含经论会编》，更是为华夏佛徒确立了「探究原始佛法」的真正入处。此后的三十年间，台湾的华夏佛教菁英，逐渐将目光转移到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学习，这也就是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，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（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）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。如印顺法师在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（p.a1~ p.a2）提到：
「近代佛教开展声中，有「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」兴起。这虽只是基于传说的，代表赤铜鍱部Tāmraśātīya的主观愿望，然对其他部派，大乘佛教，都可能引起误解。这一传说，现在虽早已不为学界所接受，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，特别是印度佛教，原始佛教的研究，受西方学者的影响，重视巴利语Pāli，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。这对于华文翻译的经律，自然的不予重视……我以为：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，应有合理的正确认识。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，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。……华文圣典──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，比之巴利圣典（属于一派） 的单一性，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。所以从种种华文经律与巴利圣典的比较，以窥见其次第发展的过程。经律是结集所成的。结集是等诵，是共同审定，是有部类与次第组织的。所以结集的研究，着重于部类的、组织的研究；从延续的、开展的过程中，理解经律部类的逐渐完成。结集有原始的（第一）结集，再（第二）结集，公认的结集与公认的圣典，是相关的、同时的。佛教还有不断的（第三，第四等）结集，不是佛教界所公认的，也与部派间独有的部类相关。结集是这样的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进行，圣典部类的集成，也当然有其先后。」
这一探寻「原始佛教」的风潮，让原本信仰、修学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华夏佛教圈，激起回荡不已的浪潮，更引领诸多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菁英与知青，用更宽阔的视野与求实的态度，省思华人佛教的道路。自此以后，探研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，即成为台湾佛教的「显学」，探究「原始佛教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此后，到南传佛教诸国学习佛法，乃至出家、禅修，也日渐的盛行起来，进而逐渐的形成南传佛教圈及南传僧团。
4.华人南传佛教学人的挫败及转变
探究「原始佛教」需要对初期佛教经律史献加以考证与比较研究，特别是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的对照、整理，不仅需要相当深厚的汉学、佛学根底，英文及巴利的学习也少不了，更要具备过人的耐心、毅力及身心精力，还要能够面对历经多年研究才能有所成果的现实。基于绝大多数的探究者，多是无法具足这些条件，或是无法长期、深入与持续的进行枯燥又极耗精力的研究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此一探究工作可说是「吃力不讨好」，因为在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为主流的华人佛教圈，这种「探寻佛陀原说」的研究，会被绝大多数的华人佛徒视为「异说」与「威胁」，不仅没有赞赏，也少有支持，更会招来排斥、诋毁与伤害。例如：公元1997年台湾的弘印法师、大愿法师、（故）明法法师等人，曾在慈莲寺举办过「原始佛教学院」，但是为时不久即解散了。如是在外在困境及内在学力不足的情况下，经由汉译与巴利传诵的对照，确证「原始佛教」的研究热潮，也就逐渐的冷淡下来了。
反之，相较于「原始佛教」来说，虽然南传佛教只是部派佛教当中，出自优波离师承分别说系锡兰铜鍱部的传承，是印度与锡兰部派佛教（约十八部派，或二十一派）当中的一派，并不是真正的「原始佛教」。但是因为南传佛教已经有现成的教团传承体制，又有既成的师承体系可以作为修学的依靠，遂成为诸多无力探究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人仅有的选择，也是面对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排挤下，孤寂心灵的唯一依靠及信仰。
目前中国大陆、台湾的南传佛教学人，多数原来是为了探觅、学习「原始佛教」，才会在汉译典籍的研究以外，学习南传铜鍱部佛教的教法。简单的说，华人南传佛教学人原本就不是「南传学人」，而是为了追寻「原始佛教」，才会学习南传铜鍱部的教法。当中多数的学人，后来却转变为纯粹南传佛教的信从者，不再致力于「佛陀教法原说」的探寻了。转变方向的原因，应当是这些学人无法面对探觅「原始佛教」的困难及挫败，转而寻求南传佛教既有的师承体系作为信仰及依靠。此外，因为南传铜鍱部佛教的教法当中，含融了许多早期菩萨道的教说及信仰元素，这些出自部派佛教的「新教义」，正是促成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形成的先驱教说，所以南传佛教获得许多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学人的接受及欣赏。在此之下，南传佛教的学习及推动，比起原始佛教的探究来说，不仅更为容易，也更有被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接纳的成就感与肯定感，也较容易获得护持的资源。令人感到遗憾的，是这些原是追寻「原始佛教」的「南传学人」，因无力探寻而转变方向后，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，又进一步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转变及选择，甚至对「原始佛教」的追寻者，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，或是拒斥、诋毁、攻讦的对待。然而，依然有许多「原始佛教」的探寻者，坚定的循着既定的方向、目标，契而不舍的前进，直到亲见「佛陀教法原说」为止。
5.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困境
相较于华人为主的中国大陆及台湾社会来说，马来西亚的华人佛教就完全不同了。近三十多年来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，因为华文教育过去曾经受到忽视，遂造就了一世代「只知英文，不知华文」的华人社群。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华人知识菁英，因为无法读、写华文，自然脱节于华人历史、文化及传统宗教信仰之外，所以在宗教信仰的学习及选择上，不免偏向源于西方的耶教，或是较有英文传教面向的南传佛教。因此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社群中，才能发展出一个世代的南传佛教知识菁英。
然而，这一世代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，不论是华人或是南传佛教诸国的法师，因为只能解读英语而不解华文，学习佛法也是从较有英文佛教数据的锡兰或其他南传佛教国家获得，所以对于佛法的了解，只能局限在锡兰岛分别说系铜鍱部的教说范围，根本无法从汉译藏经中，探知、了解及学习到印度其他佛教学派的传诵内容。因此，对于「原始佛教」的探究及学习，也就是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，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（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）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，对于「不懂华文」或「华文不佳」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知识菁英，或是南传佛教诸国（锡兰、缅甸、泰国）的佛教学人而言，是难以解知与无法参与的一件事。如此可知，多数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知识菁英，面对汉译『阿含圣典』与南传『巴利圣典』的对照研究，是有着相当的无力及无奈了。
例如：马来西亚某位知名的南传佛教长老（华人），原本误以为汉译『阿含圣典』，是唐朝玄奘前往印度取经时，回程时掉落零散，所以从『巴利圣典』中抄写填补缺漏的部份，主张汉译『阿含圣典』是杂而不全、不正（注：因为原始佛教会在马来西亚宣法的影响，这位法师的认知最近有些许的改变了，但还是相当的排斥原始佛教会的活动）。可想而知，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学人，对于华人的历史文化及佛教传诵，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与不解了。在此之下，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圈，因为对探寻「原始佛教」有着难以解知的困境，在无力感、挫败感及缺乏安全感之下，同样为了维护自尊及信心，强烈的「合理化」自身的处境及学习内容，也是对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习者、宣扬者，轻慢及拒斥、诋毁、攻讦的对待。
马来西亚的南传佛教发展，目前可见有着三个困境：
一、大势改变：马来西亚南传佛教的形成，不是因为南传佛教诸国的长老、法师了解华人文化及宗教信仰，能够以华语、华文向华人宣法，而是依赖过去华文教育曾被边缘化的缘故，才能造就一世代只能解知英文的华人南传佛教学人。但是此一世纪，华人在世界已重新取得重要的影响地位，学习华文逐渐成为普世重视的事，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多能读、写华文，能讲华语，并且中国大陆及台湾的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学人，络绎不绝的前往宣教，大大提升了马来西亚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的程度及普及度，南传佛教已不再是马来西亚年轻华人学子的「唯一选择」了。
二、印顺学说的流传：印顺老法师的学说思想，大大的提升了隋唐以来老庄化的汉传佛教水平，这一改革思潮对于华人佛教世界的影响，是有目共睹。印顺学说的学人，正积极向华人世界广为推展「印顺学说」，也以「印顺学派」作为一致对外的立场表征。印顺老法师对于汉传佛教的弊病，是有相当程度上的了解及改革，这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汉传佛教势必会起了相当的作用，并且印顺老法师对南传铜鍱部佛教的学说缺陷及矛盾，也有相当程度的明白及掌握，这是研究过「印顺学说」的学人皆「心知肚明」的事实。印顺学说流传于马来西亚，必然会造成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发展及存续的阻碍，但遗憾的是，现有「不解华文」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菁英，却是「无知无觉」。
三、信士主导的制度：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，是典型的「移民社会」，而宗教发展的形态，也是受到「移民社会」的限制。怎么说呢？通常由「移民」而形成的社会形态，都是先由一群「开疆辟土」的先行者组成，而这一群先行者通常是以「在故乡难以发展的中、下阶层民众」为主流。因此，前往异乡开展新生活的「先行者」，通常要在异乡经过一段相当困厄及辛苦岁月的努力后，才能有所成就。此时，重视血缘氏族及祖灵信仰的华人移民，才能会聚乡亲（同乡会）的力量，建立宗祠，也只有能够安居于异乡以后，才能在异乡重建故乡的宗教信仰。在这「移民社会」的形态下，马来西亚的佛教会社及道场，都是先由俗世的民众发起、组成及建设，接着再由发起的俗世信士组成的「委员会」，主导、决定一切的宗教事务，当然包括「聘请宗教僧侣、推展宗教事务，还有人事任免及财务」在内。佛教团体制度中，重要的除了「法务主导权」以外，真正具决定性的是「财务主导权」。因为汉传菩萨道的宗教师，实质上多是有持受金钱，不像南传佛教僧伽要依「净人」处理，所以汉传寺院的主导权，有的还是以法师为主。因此，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南传佛教道场，在制度上来说，佛教僧侣只是「被聘请」的「导师」，而不一定是实际的「教化导师」，除了要看信士们对法师的敬信程度以外，一切还是要看这一群俗世信士的认知水平、心态及需要而决定。在此之下，宗教事务的推展，宗教师的专业意见还是必需要得到俗世信士的同意，推展的法务也不一定就是「如法如律」；又不同的佛教团体，是分别由不同的「俗世信士」主导、决定，「俗世信士」的观点、需要的差异，就会造成佛教团体各自为政、难以团结。
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在表面上是受尊敬的「导师」，在许多现实上却是「人在矮檐下，何能不低头」，许多当说、当作的事，也不一定能说、能作，或许这就是马来西亚南传佛教僧伽「错综复杂」的心态吧！此一制度的后果是「法教程度难有飞跃性的提升，发展困境不易有重大的突破」。南传佛教僧伽的主导性不足，「俗世信士」不大团结，各有盘算、力量不能集中，甚至有些是自视高、排他性强，常为了师承、学派的差异而相互轻视、排挤，又不能够吸收华人文化的长处，未来的发展恐怕要多多加强了。
6.对华人的南传佛教学人的呼吁
在此，真诚的呼吁华人的南传佛教学人：我们都是出自于华人的文化世界，也都是在华人佛教的历史问题及困境当中，省思华人佛教及信仰的出路。在此一时代，我们不仅是站在历史的交汇点，也立于改变方向的转折处，不论是「原始佛教」或「南传佛教」的学人，今天作出的选择及作法，既影响了自己，也深深的影响了华人佛教朝向「回归佛陀之道」的发展，影响着现世及后世广大的苦难众生，我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及行为负责。
南传佛教是源自锡兰铜鍱部（大寺派）的传承，虽然传诵有其价值与意义，但是毕竟无法依其传诵作为「佛陀教法」的代表，这是佛教及文化学术界都公认的事实。探寻「佛陀的原说（原始佛教）」确有着相当的困难，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否定探寻的必要及可贵，更不能为了维护个人及学派的自尊、声望及护法资源，自我「合理化」确实有所疑议的选择及学习，或是以轻慢、拒斥、诋毁、攻讦来对待「原始佛教」的学人。请回想二十多年前，大家一起推动初期佛教的学习，向传统「（大乘）菩萨道」学人推介『卡拉玛经Kalama Sutta』时，是何等的心怀及感触。更想一想，当年真诚为法，不受传统说法及宗教利益的局限，清明及勇健的心志，于今安在？
此一时代的华人佛弟子，有机会、也有能力，藉由汉译藏经及南传巴利藏经当中的文献资料，从事印度初期佛教经律史献的考证与比较研究，特别是阿难系说一切有部传诵的汉译《杂阿含》（正确名称应是《相应阿含》）与优波离系南传巴利《相应部》的对照探研，重现「释迦佛陀的原说」，让华人的佛教焕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辉，成为世间可贵的佛教传承。
请华人南传佛教学人，能以「佛陀教法」为念，以「苦难众生」为念。如果无力或无心探寻「真实的佛法」，也请随喜、欢喜「原始佛教」学人的努力，毕竟「原始佛教」及「南传佛教」学人，都是仰归「四圣谛」的佛陀弟子，而「原始佛教」的显现，不仅是显耀 佛陀的光明，也是全体佛教僧团的成就。
本文出自《正法之光》第17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