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华人社会上座部比丘尼的困境与发展现况

2022年5 月17日      840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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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发表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
随佛长老 & 道一尊尼

1.引言

     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贬抑个人主义,重视大众的利益。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,偏向「厌离五阴,个人解脱」的上座部佛教,不容易得到华人社会的支持。但是,强调「普世救赎」的大乘学派却获得流传华人社会的机运,并且传承、发展了近二千年。

      两千年来,虽然大乘学派用「小乘」诋毁上座部佛教,使上座部佛教受到巨大的误解。但是,二十世纪起,现代的学术考证相当发达,华人佛教圈的知识分子已知「大乘教法不是源自释迦佛陀」,因而改学上座部佛教的华人佛弟子是愈来愈多。

      可是,近十年来,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发展速度已经减慢,甚至有些改学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原大乘学人,又再恢复大乘信仰。如此可见,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主要困难,既要妥善处理来自大乘学派的挑战,也要跨越「厌离五阴,个人解脱」与「普世就赎」的文化差异,更需要针对现代的华人社会施予有利的帮助。

      华人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发展,既需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的上座部佛教僧团给予支持,更需要已经习惯大乘僧团的华人社会予以接纳。在此之下,处理大乘学派的挑战,并传教于华人社会,是华人上座部比丘尼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方法。

      本文的内容,是透过上座部佛教传入华人社会的历史过程,探讨上座部佛教的发展困境与主要问题。其次,根据近代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现况,说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现代华人社会的作法。

2.佛教传入汉地

2-1.中国的主流文化─孔子、老子

      公元前770~403年,是中国的春秋时代,也是儒家、道家建立学说的时代。

      儒家(Confucianism)的创立者是孔子(Confucius, 551~479 B.C.E.),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儒家是影响中国文化、教育、家庭、政治最为巨大的学派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「仁」与「礼」,「仁」是爱护生命,「礼」是身份的伦理及秩序;孔子的教育基础是「修身、齐家」;孔子的教育理想是「治国、平天下」。简单的说,孔子的目标是「健全自我,利乐世界」,是务实的理想主义。

      道家(Daoism)的创立者是老子(Laozi, 580~480 B.C.E.),也是中国的重要哲学家。老子著作的《道德经(Dao De Ching)》主张「道乃本有,无处不成」1的本体论(英语:Ontology),又提倡「道法自然2,无为而为3」的生活哲理。老子的思想,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形上学说(英语:Metaphysics),影响中国的文化、教育、政治是相当深远。

2-2.王权与主流文化

      公元前770~221年,中国经历约550年的分裂、战乱后,由秦始皇(Emperor Qin Shihuang)统一了中国,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──秦朝(Qin Dynasty, 221~207 B.C.E.),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。

      秦朝因为过度的压迫人民,不久随即灭亡,接续秦朝之后建立的政权是汉朝(Han Dynasty, 202~220 B.C.E.)。中国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动荡后,人民需要安稳的生活。因此,汉朝建国初期(180~141 B.C.E.)的两位皇帝,治国方法即采用老子的「无为」,政府尽量不干扰人民,目的是让人民休养生息、培植国力。

      汉朝武帝时代(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, 141~87 B.C.E.),为了使国家更加进步,治国改采用「孔子思想为主、其他学说为辅4」的策略。由汉武帝起,「推崇孔子思想、重用孔子门徒」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方针,孔子的地位是崇高、坚固且不可动摇。

      公元126~140年,张道陵(C.E. 34~156)神格化老子为太上老君,奉老子的思想是修仙的依据。老子原是思想家,经由汉朝皇帝推崇为圣人后,张道陵再神化老子为神。张道陵揉杂老子、黄帝、阴阳家、神仙崇拜、鬼神祭祀,日后逐渐发展为道教。老子是思想家、圣人,也是神,更是道教的信仰中心。

      在中国的历史,汉朝是第一个统治最久的中央集权政府。由于汉朝皇帝推崇老子、孔子,特别是实行「孔子为主」的统治方针,并且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治国原则,遂促成老子、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。

3.僧律流传的发展

3-1.传统佛教僧律、僧团的流传

      公元250~424年,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派传诵的戒律皆已译出,并传入中国。但是,中国佛教尚无有符合僧律依两部僧团受戒的合格比丘尼。

      公元433年,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上座部僧团比丘尼铁萨罗5(巴Devasara或Tisaraṇa)等11比丘尼来到建康(今南京)。公元434年,依译经师僧伽跋摩6(梵Saṃghavarman)、铁萨罗(巴Devasara)为师,具足十位合格尼僧,传比丘尼戒,约三百多人受具足戒。自此,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依照戒律建立两部僧团传承。

3-2.大乘学派戒律、僧团的流传

      公元421~431年,印度大乘学派的「菩萨戒」已经译出,并且依「菩萨戒」建立了中国的大乘僧团,发展于中国南、北方。

4.译经引起的新发展

4-1.传统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流传

      公元443年,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建立两部僧团传承,并且翻译出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经典,代表印度传统佛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。

4-2.大乘学派经典的发展与流传

      公元443年,印度大乘学派已先在中国建立大乘僧团传承,更翻译出印度大乘学派的主要经、论,代表大乘学派传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。

5.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的转折点

5-1.分辨佛教思想与孔、老思想的分合

      中国文化的主流,是确立自汉朝的治国方法。汉朝创建初期,面对经历570年(770~202 B.C.E.)动乱的社会,赋予人民「休生养息」是重要国策,老子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依据。汉武帝时代起,稳固皇权、法治强国是治国的根本国策,尊崇孔子、重用孔子学生是治国根本策略,并成为后世王朝的治国依据。汉朝以后的中国文化主流,即是孔子、老子的思想。

      孔子的思想基础是血缘伦理,重视现实人生,反对虚玄,强调「仁恕爱民,世界大同」。

      上座部佛教,强调「厌离世间」却轻忽现实人生,重视「解脱」而不高谈救度一切,上座部佛教与孔子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

      大乘学派的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)》说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,不可得」,或是《华严经(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)》的「真如(梵Tathatā)」,《妙法莲华经(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Sūtra)》、《大般涅盘经(MahāparinivanaSūtra)》的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,同样也是不务实际,不受孔子学说的认同。但是,大乘学派强调「普渡众生」的理想目标,是契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,世界大同」。

      老子主张「道乃本有8,无处不成9」的本体论(英语:Ontology),又提倡「道法自然,无为而为」的生活哲理。

      上座部佛教强调「无我(巴利语:Anattā)」,大乘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)》、中观(梵语Madhyamikā)的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,不可得」,皆是反对老子的本体论(英语:Ontology)。

      大乘《华严经(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)》的「真如(梵Tathatā)」,《妙法莲华经(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 Sūtra)》、《大般涅盘经(Mahāparinivana Sūtra)》的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,是「永恒、安乐、独存、清净」与「无常(巴利语:anicca,梵文:anitya)」的合一,是完全合乎老子的本体论(英语:Ontology)。

5-2.五世纪中叶的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

5-2-1.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

      公元443年,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及四大部派的僧律,皆已翻译完成。公元420年,《摩诃僧祇律(梵Mahāsaṅghika-vinaya)》、《十诵律(梵Daśa-bhāṇavāra-vinaya)》也流传于中国的南、北方,并建立两部僧团。

      公元443年,大乘学派提倡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」、中观(梵语Madhyamikā),、「真如(梵Tathatā),佛性(梵Buddha-dhātu),如来藏(梵Tathāgatagarbha)」与净土信仰的重要经典,大多皆有译出。此外,大乘学派的「菩萨戒」已经流传南、北方,也已建立了菩萨僧团。

      公元四世纪末、五世纪初,鸠摩罗什的时代,大乘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)》、中观(梵语Madhyamikā)盛行于中国北方,压制了上座说一切有部的发展。

      中国的魏、晋时代(C.E. 220~420),社会盛行老子、庄子的形上学、本体论。大乘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大般涅盘经》提倡「真如,佛性,如来藏」,暗合于老子的思想。大乘《阿弥陀经》的净土信仰,可以满足乱世下人心寻求寄托的需求。大乘学派的「普世救赎」理想,隐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,世界大同」。大乘学派的教说体系众多,可从多方面促进大乘学派融入中国文化、社会。

      反之,印度传统佛教提倡「无我」,不合老子的思想;印度传统佛教提倡「五阴是苦,厌离世间」,不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,世界大同」。除此以外,大乘学派宣扬传统佛教是「小乘」,严重障碍传统佛教的发展。

5-2-2.《大般涅盘经》的影响

      《大般涅盘经》的流传,既是推展大乘「真如,佛性」的学说,也促进大乘「真如,佛性」思想与老子、庄子的「道」发生进一步融合,助成大乘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。

      此时,由于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融合老子、庄子的思想,又不合孔子的处世思想,日益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。

5-3.独尊大乘的佛教政策

      公元四世纪前,印度只有传统佛教的僧戒,大乘学派无有自派的律戒。公元四世纪末,犍陀罗(Gandhara)地区有无着论师(梵Asanga,C.E. 310~390),原是上座系化地部(巴利Mahiṃsāsaka)僧人改信大乘学派,并且写出《瑜伽师地论(梵Yogācāra-bhūmi)》。

      《瑜伽师地论》提出「真如(梵Tathatā)」的思想,并且提出菩萨的表现与规范,大乘学派遂依据此论发展出《瑜伽菩萨戒本(梵Yogā Bodhisattva Śīla)》。此后,大乘学派有了自派的「菩萨戒」,开始建立传统佛教之外的大乘僧团。

      大乘菩萨道传授的「大乘菩萨戒」,不仅把四圣谛、解脱戒贬低是自利的小乘法及小乘戒,也提出「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10」、「菩萨不同学此戒11」,甚至说:「一切别解脱律仪,于此菩萨律仪,百千分不及一12」。「大乘菩萨戒」的内容,不仅将四圣谛、解脱戒与卜巫历算等外道俗典同列,更教诫菩萨学众不得修学、传授,否则以犯戒论13

      公元四世纪以后的「大乘菩萨道」,是藉由「大乘菩萨戒」的创制,建立贬抑四圣谛、声闻解脱律,并且完全脱离传统佛教的「大乘僧团」。

      公元502年,梁武帝(C.E. 502~549)萧衍取得南方的政权,并且采用政教合一的宗教政策。公元502~519年,梁武帝敕令御用的「建康教团14」依据《瑜伽菩萨戒本(梵Yogā Bodhisattva Śīla)》为蓝本,另外编撰出大乘《梵网经(梵语:BrahmajālaSūtra)》,这是不同于上座部佛教传诵的《长部(巴利:DighaNikaya)》〈梵网经(巴利:Brahmajalasutta)〉。大乘《梵网经(梵语:BrahmajālaSūtra)》的下卷即是《梵网经菩萨戒经(梵语: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)》。

      公元519年,梁武帝依据《梵网经菩萨戒经(梵语: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)》受菩萨戒,并号称是「皇帝菩萨15」,敕令:僧尼不入市托钵,不得食肉。梁武帝居位48年,不仅推崇大乘学派,自居是大乘学派的领袖,又压迫印度传统佛教,消除传统佛教、僧团的发展。

      公元502~549年,大乘学派已经确立是中国佛教的主流,传统佛教是旁流。

5-4.大乘学派的新诠法与影响

      南、北朝时代(C.E. 421~589),中国佛教延续魏晋时期融摄老、庄思想的发展,逐渐形成「会通空有」的趋势。大乘「佛性」与老子、庄子思想逐渐的融合,大乘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与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)》、中观(梵语Madhyamikā)的「空(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)」也逐渐的融合,最终产生了「融贯空有」的「新诠法」。中国佛教完整提出「融贯空有」之「新诠法」的第一人,是号称天台智者的智顗。

      智顗16(C.E. 538~597)生于梁武帝时代(C.E. 502~549),死于隋文帝时代(C.E. 581~604)。智顗依据龙树《中论(梵Mūla-Madhyamaka-kārikā)》的「空(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)、假名、中道」与《法华经》的「佛性」相互融通,自成一家的提出「融贯空有,依有说空,说空实有」的「新诠法17」。

      智顗的「新诠法」,是推崇、认可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,不是大乘学派原有的「空(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)、假名、中道」。智顗针对印度佛教提出四阶段传法的解释,特别把印度传统佛教判定是「小乘」,自称《法华经》是佛陀最后宣说的最圆满佛法。

5-5.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

      智顗创说的「新诠法」,促使大乘学派的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」消融入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,如来藏(梵Tathāgatagarbha)」的「有(梵bhāva,巴利bhava)」,在「新诠法」的解说下,中国大乘学派的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」已经消失,「新诠法」的任何教说实际皆是宣传「有(梵bhāva,巴利bhava)」。

      智顗的「新诠法」,不仅是「融贯空有」而已,也是推平大乘学派内部的思想争端,更是打通大乘学派朝向老庄思想发展的道路。智顗的「新诠法」,最终是使印度大乘学派思想彻底的老庄化,由内质变成另一种思想的大乘。

      公元594年,智顗的「新诠法」开启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,使大乘学派彻底的融入中国文化。同此,在中国文化、社会格局下,智顗的「新诠法」使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再与中国大乘学派竞争,印度传统佛教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已成定局。

5-6.唐朝神化老子的影响

      公元618年,李渊建立了唐朝,当时汉民族对李渊家族具有游牧民族血统18是很有顾虑。唐朝皇帝为了避免汉族的优越感危及唐帝国的稳定,遂推崇汉民族圣人的「老子(李耳)」为祖先19,并经历数代的册封,最后推崇「老子(李耳)」是统治天界的大帝20

      在唐朝皇帝的政治性需要下,老子的地位如同皇帝的不可动摇,任何挑战老子的学说、宗教,即是反抗唐帝国、皇帝的敌人。

      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提倡「无我(巴利Anattā)」,大乘学派的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)》、中观(梵语Madhyamikā)提倡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」,两者皆是坚定反对「有(梵Bhāva,巴利Bhava)」,也是反对老子、唐帝国的宗教学说。

      反之,智顗的「新诠法」,不仅是「融空(梵Vabhāva-śūnya)入有(梵Bhāva,巴利Bhava)」的打开佛教朝向老子思想发展的道路,有利尊崇老子的地位,更是引导佛教认同老子、支持唐帝国及皇帝的重要学说。

      大乘学派提倡《妙法莲华经(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Sūtra)》的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、《华严经(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)》的「真如(梵Tathatā)」、《楞伽经(梵Lankāvatāra-sūtra)》、《大般涅盘经(MahāparinivanaSūtra)》的「佛性(梵Buddha-dhātu)」,皆是契合老子、支持皇帝的宗教思想。

      禅宗弘忍的弟子神秀(C.E. 606~706),受到唐朝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尊崇为国师。

      老子的地位,唐帝国的稳定发展,两者是紧密的结合一起。任何挑战或反对老子思想的学说与宗教信仰,皆不受唐帝国的认许。

      公元518~618年,梁武帝决定了大乘学派在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,智顗的「新铨法」既统一大乘学说的争论,也决定了大乘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。最后,唐帝王的尊崇、神化老子,使老庄化的大乘学派取得中国佛教的稳固地位。

      因为不合中国文化主流,又受到大乘学派的排挤,印度传统佛教彻底退出中国佛教的舞台。此后,传统佛教的经典、僧律、僧团已不再流传于中国社会。

6.中国佛教的彻底质变

      公元842~846年,皇帝为了充实国家的经济,遂藉道教与佛教的斗争,推行灭佛政茦。大量的寺院遭受破坏,大量的僧尼被逼还俗,佛教的人才产生断层,隋代、唐中期的佛教盛况大减。往后,唐朝凋敝不振,唐灭后又是政权不稳的长期战乱。

      乱世的人心需要,一是逃避现实,二是安稳的寄托,可以符合社会需求的老庄思想、禅宗、净土信仰得到发展的空间。

      公元九世纪以后,中国佛教的主流与代表是禅宗、净土信仰。公元1960年以前,中国的大乘学派仅存外表,人才极度缺乏,佛教的事务主要是慈善、供养及宗教服务,禅修剩下静坐,念佛表现在信仰活动,宣教大多是劝信、劝善及是读念古文。大乘学派接近灭亡!

7.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与需要

7-1.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

      西方社会的进步基础是教育、制度、经济,西方教育的主轴是写实、科学、人文,这三大项是源自14~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(意大利语:Rinascimento;The Renaissance)。写实、科学、人文的教育为基础,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制度、生产技术,乃至医学、艺术、宗教……,这是西方社会可以稳定、积极、富裕、和谐的根本因素,并且引领世界发展长达三百年。

    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华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经验,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。华人依据写实、科学、人文的准则,推行普及的国民教育、高等教育,培养现代化的高级人才,逐步建立更为良好的社会制度,提升科技水平、生产技术的发展经济规模。

      自1950~2018年,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是普遍进步了,但是华人的传统文化尚未转型,无法契合现代社会的需要。目前华人社会的文化、信仰、伦理、价值,依旧是传统的孔子、老子、大乘佛教为主干。

      老子、大乘佛教是抽象的形上学、本体论,完全不合现代文明三要素的写实、科学、人文,而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不合乎现代社会多重、多变的利害关系。孔子、老子、大乘佛教的文化教育,是使当代华人变成三百年前的华人,必定陷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夹缝,很难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。

7-2.现代华人社会的需要

      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时代,世人为了追求更优质、稳定的生活,国际间的竞争、合作、团结是不会停止,而务实、科学、人文的思想与积极的生活态度,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要基础。

      孔子、老子的思想是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,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中国佛教是大乘学派的系统,也是老庄化、形上化、本体论的大乘学派,既不是印度的大乘学派思想,更是脱离释迦佛陀思想的不同学派。在现代世界的需要及前进方向下,不合实际的「老庄化佛教」,如果不改变思想及作法,势必要走向被世界淘汰的结局。

      根据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、四圣谛,可以确定佛陀的思想主轴,正是写实、科学、人文与积极的生活态度,完全契合现代的世界文化主流,既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,又可促进佛教的世界化。

      如此可知,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、四圣谛,完全符合现代华人社会的需求。在现代化的华人社会里,不仅中国佛教必需改变,正统佛教也必需传入华人社会。

8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现况

8-1.佛教的再认识

      公元1980年起,台湾佛教学术界已经确定「大乘学派经典不是出自佛陀」,并且华人社会针对该研究主要是出自大乘学派的印顺长老。自此,台湾佛教界的大乘门徒开始探寻真实的佛法,促成信仰、学习上座部佛教的人数是日渐增多。

      公元1990年起,上座部佛教的律、经、论三藏(巴利语:Tipiṭaka)翻译成中文,开启华人正确学习上座部佛教的大门。经由接触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的佛教及僧团,上座部佛教的文化、风俗已经引起华人的注意与了解。

8-2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发展

      公元1985~1995年,马来西亚、台湾的华人佛教徒,接触的上座部佛教是以泰国佛教为主。譬如:阿姜•查•波提央(英语:AjahnChahSubhaddo)、佛使比丘(巴利语:BuddhadāsaBhikkhu)。公元1990~2010年,许多人前往泰国修行、出家,也有许多泰国比丘前来台湾发展。

      由于泰国上座部佛教较重视「苦行、持戒、禅修」,禅修强调实际的经验,不重视配合经藏(巴利语:SuttaPiṭaka)、论藏(巴利语:abhidhammaPiṭaka),造成重视有根据的华人佛徒逐渐改学缅甸佛教。

      公元1990~1995年,缅甸葛印卡(Satya Narayan Goenka, 1924~2013)、缅甸帕奥禅师(Pha Auk Sayadaw. 1934~)、马哈希尊者(Mahasi Sayadaw,1904~1982)的系统皆开始在台湾传法。由于缅甸上座部佛教特别强调论藏(巴利语:abhidhammaPiṭaka)高于一切,禅修重视必需配合论藏(巴利语:abhidhammaPiṭaka),喜欢研究佛法的华人,遂以学习缅甸佛教为主。公元1995~2010年,缅甸上座部佛教传往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的佛教圈。

      相对于泰国、缅甸的上座部佛教,斯里兰卡距离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是更远,前来的斯里兰卡僧人不多,文化交流胜过传法、禅修,一直不是华人学习的焦点。

8-3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现况

1.团体及人数:

      除了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以外,目前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的华人上座部佛教团体还不多,出自缅甸系的团体与僧人最多,出自泰国系则次多,而源自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团体与人数为最少。

2.比丘僧团:

      华人的缅甸系僧人、泰国系僧人,多数是分散各地,各自安住、修行,很少有长期性的合作。马来西亚、台湾各有一处专学缅甸帕奥禅师系统的僧团,以及斯里兰卡僧律传承的比丘僧团──中道僧团。

3.比丘尼僧团:

      由于泰国、缅甸的比丘僧团,目前未接受恢复上座部比丘尼的作法,所以华人社会无有泰国系、缅甸系的上座部比丘尼。目前华人佛教圈内,奉行缘起、四圣谛的教法为主轴,以南传铜鍱律为依归的正统四圣谛比丘尼僧团,应当只有依止斯里兰卡两部僧团受具足戒的中道比丘尼僧团。

      2000年起,台湾有一些上座部十戒女,或是大乘学派的女性出家者,兼探研南传上座部佛教,又自行到南传上座部佛教受戒,却依旧以大乘学派为主,甚至自行换穿上座部袈裟,而对外宣称是上座部佛教比丘尼。但是,这类模式是教法、僧戒之间,两者不一致的个人行为,不代表是正统的四圣谛僧团的作法。

4.社会活动:

      目前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僧人、团体,大多数是自修为主,只有少数具有对外传教的能力与积极态度。此外,目前华人的上座部佛教团体,主要的活动是研究教法、禅修、供僧、布施、短期出家,少有社会性的接引活动。

9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困难

9-1.外部的困难

1.大乘学派的打压、排挤,是最大的发展困难。

2.华人社会的不了解与误解,是其次的困境。

3.社会参与程度严重不足。

9-2.内部的困难

1.人才不足;2.不积极;3.互相排挤;4.缺乏发展的长期策略。

9-3.突破困难的发展办法

1.确立契合时代发展及华人社会需要的佛法。

2.加强各国上座部比丘尼僧团的团结,增加比丘尼僧团的力量。

3.建立华人上座部比丘尼僧团。

4.团结比丘、比丘尼僧团,增加参与社会的能力。

10.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道路

10-1.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

      世界有两种性别,佛教徒也有男、女二众。拒绝女性参与佛教的僧团,不是佛教僧团拒绝了女性,是僧团失去女性的品德、能力与智慧的功德。

      当世界主要宗教皆有男、女两性僧人时,上座部佛教拒绝比丘尼是要受到社会的质疑与拒绝。特别是,华人的大乘学派具有尼僧的传承,华人上座部佛教具有比丘尼传承,必定有利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。

10-2.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的方法

1.善用上座部佛教之经法与律戒的精神。

2.遵循「缘起」的性别伦理。

3.善用〈八敬法〉增进比丘僧团的善意与帮助。

4.拒绝不合缘起法的平权思想,反对强调女性主义,避免性别主义的紊杂。

5.避免大乘学派的介入,减低上座部比丘僧团的疑虑。

6.维护精进、持戒的风范。

7.采取多合作、少竞争的原则。

8.多与比丘僧团互助、合作。

9.多团结各方比丘尼,促进彼此的利益与发展。

10.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与教育活动。

11.远离自大、自私、自利的失败因素。

10-3.华人上座部佛教中道僧团的传承

10-3-1.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传承

      中道僧团是遵行上座部佛教僧团律戒传承,以华人为主要成员的僧团。自1995年起,由随佛长老(Ven. VūpasamaThero)创办、发展于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的华人社会。

      中道僧团的比丘僧律传承,源自缅甸及斯里兰卡,基于佛陀的教法、弟子是一家的事实,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的僧律传承,中道僧团皆尊崇、不拒绝。自2012年起,中道僧团的比丘僧是以斯里兰卡传承为主,也认同、支持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。

      2014年起,中道僧团得到斯里兰卡的长老、戒师与僧团的支持,双方合作发展华人社会的比丘僧团、比丘尼僧团。

10-3-2.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尼僧团的传承

      中道僧团的比丘尼传承,草创初期是源自1998年的缅甸十戒女传承,发展自2002年,随后由十戒女依据南传《铜鍱律》研学比丘尼戒,并自行守持比丘尼戒,学团确定于2014年。其后,中道僧团的比丘尼僧律传承,真正根源是出自斯里兰卡僧团,由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两部僧团授具足戒的比丘尼僧团。

      中道僧团的比丘尼,是依止随佛长老领导的中道比丘僧团,由道一比丘尼领导的比丘尼僧团,发展于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的华人社会。

【备注】 本文的中、英文发表,由道一比丘尼以中文发表,见濬比丘尼协助、承担现场英文口译。

注释:

1.见《道德经‧一章》:「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,名天地之始;有,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,欲以观其妙;常有,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,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,为妙之门。」

2.见《道德经‧二十五章》:「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」

3.见《道德经‧三十七章》:「道常无为,而无不为。」

4.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:「自武帝初立……推明孔氏,抑黜百家……皆自仲舒发之。」

5.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(卷二)》〈广陵僧果尼传十四〉:参《大正藏(50)》p.939.3-12~24

「元嘉六年,有外国舶主难提,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,至宋都住景福寺。后少时,(师子国尼)问果曰:此国先来已,曾有外国尼未?(果)答曰:未有。(师子国尼)又问:先诸尼受戒,那得二僧?(果)答:但从大僧受。得本事者,乃是发起受戒,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!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,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,此其高例。果虽答然,心有疑。(果)具咨(求那跋摩)三藏,三藏同其解也!(果)又咨曰:重受得不。(求那跋摩)答曰:戒定慧品从微至着,更受益佳。到十年(433),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,先达诸尼已通宋语,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,次第重受三百余人。」

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(卷二)》〈普贤寺宝贤尼传二十一〉:参《大正藏(50)》p.939.3-16~22

「初晋兴平中净检尼,是比丘尼之始也。初受具戒,指从大僧。影福寺惠果净音等,以咨求那跋摩。求那跋摩云:国土无二众,但从大僧受得具戒。惠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,以元嘉十一年,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。非谓先受不得,谓是增长戒善耳。」

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(卷一)》〈净检尼传一〉:参《大正藏(50)》p.934.3-22~27

「晋咸康中,沙门僧建,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。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,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。晋沙门释道场,以戒因缘经为难云:其法不成。因浮舟于泗,捡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,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。」

【说明】:刘宋‧元嘉六年(429),有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比丘尼八人至宋京(今南京)。当时景福寺尼慧果、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,戒品不全;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,于南林寺建立戒坛,因请求重受。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,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,虽无僧尼二众,无妨比丘尼的得戒。又以当时师子国八尼年腊未登,不满十人,且令学宋语;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(433)复载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,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。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,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,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,于元嘉十一年(434)在南林寺戒坛,重受具足戒。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。

6.见梁•慧皎《高僧传(卷三)》〈僧伽跋摩八〉:参《大正藏(50)》p.342.2-11~23

「僧伽跋摩……元嘉十年(433),出自流沙至于京邑。……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,将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。是时,二众未备,而(求那跋摩)三藏迁化。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,众乃共请僧伽为师继轨三藏。」

7.见《道德经‧一章》:「道可道,非常道;名可名,非常名。无,名天地之始;有,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,欲以观其妙;常有,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,同出而异名,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,为妙之门。」

8.见《道德经‧二十五章》:「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」

9.见《道德经‧三十七章》:「道常无为,而无不为。」

10.见《菩萨戒本》(出《瑜伽论》〈本事分菩萨地〉):参《大正藏(24)》p.1111.3-12~17

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,如薄伽梵于别解脱毘奈耶中,为令声闻少事、少业、少希望住,建立遮罪,制诸声闻令不造作,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。何以故?以诸声闻自利为胜,不顾利他,于利他中少事、少业、少希望住,可名为妙。非诸菩萨利他为胜,不顾自利。」

11.见《菩萨戒本》(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):参《大正藏(24)》 p.1108.1-3~12

「世尊!为声闻建立者,菩萨不同学此戒何以故?声闻自度舍他,应住少利、少作、少方便,非菩萨自度度他。……如是等住少利、少作、少方便声闻遮罪,菩萨不共学住。」

12.见《菩萨戒羯摩文》(出《瑜伽论》〈本事分菩萨地〉):参《大正藏(24)》p.1105.3-17~23

「如是菩萨所受净戒,于余一切所受净戒,最胜无上,无量无边大功德藏之所随逐,第一最上善心意乐之所发起,普能除灭于一切有情一切种恶行,一切别解脱律仪,于此菩萨律仪,百分不及一,千分不及一,数分、计分、算分、喻分,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,摄受一切大功德故。」

13.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:参《大正藏(40)》p. 638.2-11~14

「背正向邪戒第八……菩萨理弃舍二乘,受持大乘真实之法,方名菩萨,而今乃弃大归小失其正行,乖理之极,故须制也。」

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:参《大正藏(40)》p.640.3-21~24

「法化违宗戒第十五……菩萨理应以菩萨乘授与众生,令得究竟饶益,反以二乘小法,用以化人,违理违愿,故须结戒。」

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:参《大正藏(40)》p.645.2〜p.645.3

「背正向邪戒第二十四……本为受行大乘名为菩萨,今若舍此,何大士之有?……此倒学有八种:一、邪见者。二、二乘者。……」

见《梵网经》〈菩萨心地戒品〉第十卷:参《新修大正藏(22)》p. 1105.3-6~8

「若佛子!心背大乘常住经律,言非佛说,而受持二乘声闻、外道恶见,一切禁戒邪见经律者,犯轻垢罪。」

见《菩萨戒本》(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):参《大正藏(24)》p.1108.1-27 ~ p.1108.2-1

「若菩萨作如是见,如是说言:菩萨不应乐涅盘,应背涅盘,不应怖畏烦恼,不应一向厌离。何以故?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,久受生死求大菩提。作如是说者,是名为犯众多犯。」

见《菩萨戒本》(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):参《大正藏(24)》p.1108.3-22~24

「若菩萨如是见,如是说言: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,不应受、不应学。菩萨何用声闻法为?是名为犯众多犯,是犯染污起。」

「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,弃舍不学,一向修习声闻经法,是名为犯众多犯,是犯非染污起。」──p.1108.3-27~29

见《菩萨地持经》(戒本)卷第五:参《大正藏(30)》p.912.2-5~p.913.1

「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、摄善法戒、摄众生戒者。……尔时智者,于佛像前敬礼十方世界诸菩萨众,如是白言:「某甲菩萨!于我某甲前三说受菩萨戒」。……波罗提木叉戒,于此律仪戒,百分不及其一,百千万分乃至极算数譬喻亦不及一,摄受一切诸功德故。」

见《菩萨地持经》(戒本)卷第五:参《大正藏(30)》p.915.2-21~27

「若菩萨如是见、如是说言: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,不应受、不应学,菩萨何用声闻法?为是名为犯众多犯,是犯染污起。何以故?菩萨尚听外道异论,况复佛语。不犯者,专学菩萨藏,未能周及。若菩萨于菩萨藏,不作方便,弃舍不学,一向修集声闻经法,是名为犯众多犯,是犯非染污起。」

14.见颜尚文着〈佛教的思想与文化〉:参《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》p.124-7~19

「梁武帝即位初年,即大力进行政治与佛教结合政策。梁武帝领导「建康教团」,经过天监年间(502~519)十八年的努力,进行弘佛、护法、翻译、编纂、批注大量佛教典籍之政教结合工作。梁武帝的「建康教团」,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武帝亲受菩萨戒之时,为此一政教结合政策提出「皇帝菩萨」的核心理念 (注3)。……武帝周围「建康教团」成员的因素 (注6),更有着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教关系之深远背景等较大的因素。」

15.见颜尚文着〈梁武帝「皇帝菩萨」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〉,《师大历史学报》第十七期,p.1~p.58。1978年

16.见唐•道宣撰《续高僧传(卷十七)》〈释智顗传三〉:参《大正藏(50)》 p.564.1-18~p.568.1-14

17.见《摩诃止观》卷五(上)︰参《大正藏(46)》p. 55.2-13 ~19

「若一法一切法,即是因缘所生法,是为假名,假观也;若一切法即一法,我说即是空,空观也;若非一非一切者,即是中道观。一空一切空,无假、中而不空,总空观也;一假一切假,无空、中而不假,总假观也;一中一切中,无空、假而不中,总中观也。即中论所说,不可思议一心三观。」

【作者】:公元594年,智顗宣讲《摩诃止观(巴利MahāSamatthaVipassanābhāvanā)》,根据《般若经(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)》的「空(梵Vabhāva-śūnya)」为根本,龙树《中论(梵MūlaMadhyamakakārikā)》的「空(无自性)、假名、中道」为次第,《法华经》的「佛性」为究竟,提出「一心三观──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」的大乘止观法门,又分为「次第三观」及「圆顿三观」。公元593年,智顗宣讲《法华玄义》批注《法华经》。

18.唐高祖李渊出生于山西,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权贵之家。陜西省历史博物馆历史学者张铭洽教授的研究,原山东太行山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——王、卢、崔、李、郑,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。

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,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、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,独孤氏,是隋文帝王后的姐妹,是鲜卑人,并非汉族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(即纥豆陵氏),也是鲜卑族,还有所娶的妻子长孙氏,都出于北方少数民族。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葬内有六匹战马的石雕,世称「昭陵六骏」,具有突厥人「与马共葬」的墓风俗习惯。史学界对于李渊家族的血统,有以下几种说法:赐姓大野部,河南破落北魏鲜卑贵族李姓,老子李耳的后代等。

19.《史记·老子传》:「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,名耳,字耼,周守藏室之史也」。中国古籍对老子的记载不甚清楚,传说老子后西出函关,被函关令尹喜稽留,因而留下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,倒骑青牛出关西去,不知所终。函关以西自古被视为汉民族以外民族的地域,一向被视为「胡人」的所在。李渊之母独孤氏非汉族,妻窦氏(即纥豆陵氏)是鲜卑族,李世民妻长孙氏,为北地少数民族,家族有非汉族血统,难免被汉民族视为「胡」。由于道家圣人老子李耳,传说西出函关去于「胡」地,又是姓李,自然被李渊家族追崇为祖,以释汉族的疑虑及排斥。

20.见《旧唐书.高宗纪下》;《礼仪志四》

公元618年,唐朝奉李耳为始祖:玄元皇帝;公元666年,追奉封号:太上玄元皇帝;公元743年,加奉尊号:大圣祖,太上玄元皇帝;公元749年,加尊号为:圣祖大道玄元皇帝;公元754年,再上尊号称:大圣祖、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