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月发表于印度摩诃菩提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
随佛长老 & 道一尊尼
1.引言
中华文化的主流是贬抑个人主义，重视大众的利益。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，偏向「厌离五阴，个人解脱」的上座部佛教，不容易得到华人社会的支持。但是，强调「普世救赎」的大乘学派却获得流传华人社会的机运，并且传承、发展了近二千年。
两千年来，虽然大乘学派用「小乘」诋毁上座部佛教，使上座部佛教受到巨大的误解。但是，二十世纪起，现代的学术考证相当发达，华人佛教圈的知识分子已知「大乘教法不是源自释迦佛陀」，因而改学上座部佛教的华人佛弟子是愈来愈多。
可是，近十年来，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发展速度已经减慢，甚至有些改学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原大乘学人，又再恢复大乘信仰。如此可见，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主要困难，既要妥善处理来自大乘学派的挑战，也要跨越「厌离五阴，个人解脱」与「普世就赎」的文化差异，更需要针对现代的华人社会施予有利的帮助。
华人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发展，既需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泰国的上座部佛教僧团给予支持，更需要已经习惯大乘僧团的华人社会予以接纳。在此之下，处理大乘学派的挑战，并传教于华人社会，是华人上座部比丘尼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方法。
本文的内容，是透过上座部佛教传入华人社会的历史过程，探讨上座部佛教的发展困境与主要问题。其次，根据近代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的现况，说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现代华人社会的作法。
2.佛教传入汉地
2-1.中国的主流文化─孔子、老子
公元前770~403年，是中国的春秋时代，也是儒家、道家建立学说的时代。
儒家（Confucianism）的创立者是孔子（Confucius, 551~479 B.C.E.）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儒家是影响中国文化、教育、家庭、政治最为巨大的学派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「仁」与「礼」，「仁」是爱护生命，「礼」是身份的伦理及秩序；孔子的教育基础是「修身、齐家」；孔子的教育理想是「治国、平天下」。简单的说，孔子的目标是「健全自我，利乐世界」，是务实的理想主义。
道家（Daoism）的创立者是老子（Laozi, 580~480 B.C.E.），也是中国的重要哲学家。老子著作的《道德经（Dao De Ching）》主张「道乃本有，无处不成」1的本体论（英语：Ontology），又提倡「道法自然2，无为而为3」的生活哲理。老子的思想，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形上学说（英语：Metaphysics），影响中国的文化、教育、政治是相当深远。
2-2.王权与主流文化
公元前770~221年，中国经历约550年的分裂、战乱后，由秦始皇（Emperor Qin Shihuang）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──秦朝（Qin Dynasty, 221~207 B.C.E.），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。
秦朝因为过度的压迫人民，不久随即灭亡，接续秦朝之后建立的政权是汉朝（Han Dynasty, 202~220 B.C.E.）。中国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动荡后，人民需要安稳的生活。因此，汉朝建国初期（180~141 B.C.E.）的两位皇帝，治国方法即采用老子的「无为」，政府尽量不干扰人民，目的是让人民休养生息、培植国力。
汉朝武帝时代（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, 141~87 B.C.E.），为了使国家更加进步，治国改采用「孔子思想为主、其他学说为辅4」的策略。由汉武帝起，「推崇孔子思想、重用孔子门徒」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方针，孔子的地位是崇高、坚固且不可动摇。
公元126~140年，张道陵（C.E. 34~156）神格化老子为太上老君，奉老子的思想是修仙的依据。老子原是思想家，经由汉朝皇帝推崇为圣人后，张道陵再神化老子为神。张道陵揉杂老子、黄帝、阴阳家、神仙崇拜、鬼神祭祀，日后逐渐发展为道教。老子是思想家、圣人，也是神，更是道教的信仰中心。
在中国的历史，汉朝是第一个统治最久的中央集权政府。由于汉朝皇帝推崇老子、孔子，特别是实行「孔子为主」的统治方针，并且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治国原则，遂促成老子、孔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。
3.僧律流传的发展
3-1.传统佛教僧律、僧团的流传
公元250~424年，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派传诵的戒律皆已译出，并传入中国。但是，中国佛教尚无有符合僧律依两部僧团受戒的合格比丘尼。
公元433年，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上座部僧团比丘尼铁萨罗5（巴Devasara或Tisaraṇa）等11比丘尼来到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公元434年，依译经师僧伽跋摩6（梵Saṃghavarman）、铁萨罗（巴Devasara）为师，具足十位合格尼僧，传比丘尼戒，约三百多人受具足戒。自此，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依照戒律建立两部僧团传承。
3-2.大乘学派戒律、僧团的流传
公元421~431年，印度大乘学派的「菩萨戒」已经译出，并且依「菩萨戒」建立了中国的大乘僧团，发展于中国南、北方。
4.译经引起的新发展
4-1.传统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流传
公元443年，印度传统佛教已在中国建立两部僧团传承，并且翻译出印度传统佛教四大部经典，代表印度传统佛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。
4-2.大乘学派经典的发展与流传
公元443年，印度大乘学派已先在中国建立大乘僧团传承，更翻译出印度大乘学派的主要经、论，代表大乘学派传教在中国已进入全面传教的阶段。
5.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的转折点
5-1.分辨佛教思想与孔、老思想的分合
中国文化的主流，是确立自汉朝的治国方法。汉朝创建初期，面对经历570年（770~202 B.C.E.）动乱的社会，赋予人民「休生养息」是重要国策，老子思想成为治国的指导依据。汉武帝时代起，稳固皇权、法治强国是治国的根本国策，尊崇孔子、重用孔子学生是治国根本策略，并成为后世王朝的治国依据。汉朝以后的中国文化主流，即是孔子、老子的思想。
孔子的思想基础是血缘伦理，重视现实人生，反对虚玄，强调「仁恕爱民，世界大同」。
上座部佛教，强调「厌离世间」却轻忽现实人生，重视「解脱」而不高谈救度一切，上座部佛教与孔子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。
大乘学派的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）》说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，不可得」，或是《华严经（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）》的「真如（梵Tathatā）」，《妙法莲华经（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Sūtra）》、《大般涅盘经（MahāparinivanaSūtra）》的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，同样也是不务实际，不受孔子学说的认同。但是，大乘学派强调「普渡众生」的理想目标，是契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，世界大同」。
老子主张「道乃本有8，无处不成9」的本体论（英语：Ontology），又提倡「道法自然，无为而为」的生活哲理。
上座部佛教强调「无我（巴利语：Anattā）」，大乘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）》、中观（梵语Madhyamikā）的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，不可得」，皆是反对老子的本体论（英语：Ontology）。
大乘《华严经（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）》的「真如（梵Tathatā）」，《妙法莲华经（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 Sūtra）》、《大般涅盘经（Mahāparinivana Sūtra）》的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，是「永恒、安乐、独存、清净」与「无常（巴利语：anicca，梵文：anitya）」的合一，是完全合乎老子的本体论（英语：Ontology）。
5-2.五世纪中叶的中国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
5-2-1.传统佛教与大乘学派
公元443年，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及四大部派的僧律，皆已翻译完成。公元420年，《摩诃僧祇律（梵Mahāsaṅghika-vinaya）》、《十诵律（梵Daśa-bhāṇavāra-vinaya）》也流传于中国的南、北方，并建立两部僧团。
公元443年，大乘学派提倡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」、中观（梵语Madhyamikā），、「真如（梵Tathatā）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，如来藏（梵Tathāgatagarbha）」与净土信仰的重要经典，大多皆有译出。此外，大乘学派的「菩萨戒」已经流传南、北方，也已建立了菩萨僧团。
公元四世纪末、五世纪初，鸠摩罗什的时代，大乘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）》、中观（梵语Madhyamikā）盛行于中国北方，压制了上座说一切有部的发展。
中国的魏、晋时代（C.E. 220~420），社会盛行老子、庄子的形上学、本体论。大乘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大般涅盘经》提倡「真如，佛性，如来藏」，暗合于老子的思想。大乘《阿弥陀经》的净土信仰，可以满足乱世下人心寻求寄托的需求。大乘学派的「普世救赎」理想，隐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，世界大同」。大乘学派的教说体系众多，可从多方面促进大乘学派融入中国文化、社会。
反之，印度传统佛教提倡「无我」，不合老子的思想；印度传统佛教提倡「五阴是苦，厌离世间」，不合孔子的「仁恕爱民，世界大同」。除此以外，大乘学派宣扬传统佛教是「小乘」，严重障碍传统佛教的发展。
5-2-2.《大般涅盘经》的影响
《大般涅盘经》的流传，既是推展大乘「真如，佛性」的学说，也促进大乘「真如，佛性」思想与老子、庄子的「道」发生进一步融合，助成大乘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。
此时，由于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融合老子、庄子的思想，又不合孔子的处世思想，日益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。
5-3.独尊大乘的佛教政策
公元四世纪前，印度只有传统佛教的僧戒，大乘学派无有自派的律戒。公元四世纪末，犍陀罗（Gandhara）地区有无着论师（梵Asanga，C.E. 310~390），原是上座系化地部（巴利Mahiṃsāsaka）僧人改信大乘学派，并且写出《瑜伽师地论（梵Yogācāra-bhūmi）》。
《瑜伽师地论》提出「真如（梵Tathatā）」的思想，并且提出菩萨的表现与规范，大乘学派遂依据此论发展出《瑜伽菩萨戒本（梵Yogā Bodhisattva Śīla）》。此后，大乘学派有了自派的「菩萨戒」，开始建立传统佛教之外的大乘僧团。
大乘菩萨道传授的「大乘菩萨戒」，不仅把四圣谛、解脱戒贬低是自利的小乘法及小乘戒，也提出「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10」、「菩萨不同学此戒11」，甚至说：「一切别解脱律仪，于此菩萨律仪，百千分不及一12」。「大乘菩萨戒」的内容，不仅将四圣谛、解脱戒与卜巫历算等外道俗典同列，更教诫菩萨学众不得修学、传授，否则以犯戒论13。
公元四世纪以后的「大乘菩萨道」，是藉由「大乘菩萨戒」的创制，建立贬抑四圣谛、声闻解脱律，并且完全脱离传统佛教的「大乘僧团」。
公元502年，梁武帝（C.E. 502~549）萧衍取得南方的政权，并且采用政教合一的宗教政策。公元502~519年，梁武帝敕令御用的「建康教团14」依据《瑜伽菩萨戒本（梵Yogā Bodhisattva Śīla）》为蓝本，另外编撰出大乘《梵网经（梵语：BrahmajālaSūtra）》，这是不同于上座部佛教传诵的《长部（巴利：DighaNikaya）》〈梵网经（巴利：Brahmajalasutta）〉。大乘《梵网经（梵语：BrahmajālaSūtra）》的下卷即是《梵网经菩萨戒经（梵语：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）》。
公元519年，梁武帝依据《梵网经菩萨戒经（梵语：Brahmajāla Bodhisattva śīla）》受菩萨戒，并号称是「皇帝菩萨15」，敕令：僧尼不入市托钵，不得食肉。梁武帝居位48年，不仅推崇大乘学派，自居是大乘学派的领袖，又压迫印度传统佛教，消除传统佛教、僧团的发展。
公元502~549年，大乘学派已经确立是中国佛教的主流，传统佛教是旁流。
5-4.大乘学派的新诠法与影响
南、北朝时代（C.E. 421~589），中国佛教延续魏晋时期融摄老、庄思想的发展，逐渐形成「会通空有」的趋势。大乘「佛性」与老子、庄子思想逐渐的融合，大乘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与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）》、中观（梵语Madhyamikā）的「空（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）」也逐渐的融合，最终产生了「融贯空有」的「新诠法」。中国佛教完整提出「融贯空有」之「新诠法」的第一人，是号称天台智者的智顗。
智顗16（C.E. 538~597）生于梁武帝时代（C.E. 502~549），死于隋文帝时代（C.E. 581~604）。智顗依据龙树《中论（梵Mūla-Madhyamaka-kārikā）》的「空（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）、假名、中道」与《法华经》的「佛性」相互融通，自成一家的提出「融贯空有，依有说空，说空实有」的「新诠法17」。
智顗的「新诠法」，是推崇、认可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，不是大乘学派原有的「空（无自性vabhāva-śūnya）、假名、中道」。智顗针对印度佛教提出四阶段传法的解释，特别把印度传统佛教判定是「小乘」，自称《法华经》是佛陀最后宣说的最圆满佛法。
5-5.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
智顗创说的「新诠法」，促使大乘学派的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」消融入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，如来藏（梵Tathāgatagarbha）」的「有（梵bhāva，巴利bhava）」，在「新诠法」的解说下，中国大乘学派的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」已经消失，「新诠法」的任何教说实际皆是宣传「有（梵bhāva，巴利bhava）」。
智顗的「新诠法」，不仅是「融贯空有」而已，也是推平大乘学派内部的思想争端，更是打通大乘学派朝向老庄思想发展的道路。智顗的「新诠法」，最终是使印度大乘学派思想彻底的老庄化，由内质变成另一种思想的大乘。
公元594年，智顗的「新诠法」开启印度大乘学派的老庄化，使大乘学派彻底的融入中国文化。同此，在中国文化、社会格局下，智顗的「新诠法」使印度传统佛教完全无法再与中国大乘学派竞争，印度传统佛教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已成定局。
5-6.唐朝神化老子的影响
公元618年，李渊建立了唐朝，当时汉民族对李渊家族具有游牧民族血统18是很有顾虑。唐朝皇帝为了避免汉族的优越感危及唐帝国的稳定，遂推崇汉民族圣人的「老子（李耳）」为祖先19，并经历数代的册封，最后推崇「老子（李耳）」是统治天界的大帝20。
在唐朝皇帝的政治性需要下，老子的地位如同皇帝的不可动摇，任何挑战老子的学说、宗教，即是反抗唐帝国、皇帝的敌人。
印度传统佛教的四部经典提倡「无我（巴利Anattā）」，大乘学派的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）》、中观（梵语Madhyamikā）提倡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」，两者皆是坚定反对「有（梵Bhāva，巴利Bhava）」，也是反对老子、唐帝国的宗教学说。
反之，智顗的「新诠法」，不仅是「融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入有（梵Bhāva，巴利Bhava）」的打开佛教朝向老子思想发展的道路，有利尊崇老子的地位，更是引导佛教认同老子、支持唐帝国及皇帝的重要学说。
大乘学派提倡《妙法莲华经（梵Saddharma-puṇḍárīkaSūtra）》的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、《华严经（梵Mahā-vaipulya-buddhâvataṃsakaSūtra）》的「真如（梵Tathatā）」、《楞伽经（梵Lankāvatāra-sūtra）》、《大般涅盘经（MahāparinivanaSūtra）》的「佛性（梵Buddha-dhātu）」，皆是契合老子、支持皇帝的宗教思想。
禅宗弘忍的弟子神秀（C.E. 606~706），受到唐朝武后、中宗、睿宗、玄宗尊崇为国师。
老子的地位，唐帝国的稳定发展，两者是紧密的结合一起。任何挑战或反对老子思想的学说与宗教信仰，皆不受唐帝国的认许。
公元518~618年，梁武帝决定了大乘学派在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，智顗的「新铨法」既统一大乘学说的争论，也决定了大乘学派融入中国主流文化。最后，唐帝王的尊崇、神化老子，使老庄化的大乘学派取得中国佛教的稳固地位。
因为不合中国文化主流，又受到大乘学派的排挤，印度传统佛教彻底退出中国佛教的舞台。此后，传统佛教的经典、僧律、僧团已不再流传于中国社会。
6.中国佛教的彻底质变
公元842~846年，皇帝为了充实国家的经济，遂藉道教与佛教的斗争，推行灭佛政茦。大量的寺院遭受破坏，大量的僧尼被逼还俗，佛教的人才产生断层，隋代、唐中期的佛教盛况大减。往后，唐朝凋敝不振，唐灭后又是政权不稳的长期战乱。
乱世的人心需要，一是逃避现实，二是安稳的寄托，可以符合社会需求的老庄思想、禅宗、净土信仰得到发展的空间。
公元九世纪以后，中国佛教的主流与代表是禅宗、净土信仰。公元1960年以前，中国的大乘学派仅存外表，人才极度缺乏，佛教的事务主要是慈善、供养及宗教服务，禅修剩下静坐，念佛表现在信仰活动，宣教大多是劝信、劝善及是读念古文。大乘学派接近灭亡！
7.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与需要
7-1.现代华人社会与实况
西方社会的进步基础是教育、制度、经济，西方教育的主轴是写实、科学、人文，这三大项是源自14~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（意大利语：Rinascimento；The Renaissance）。写实、科学、人文的教育为基础，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制度、生产技术，乃至医学、艺术、宗教……，这是西方社会可以稳定、积极、富裕、和谐的根本因素，并且引领世界发展长达三百年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华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经验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。华人依据写实、科学、人文的准则，推行普及的国民教育、高等教育，培养现代化的高级人才，逐步建立更为良好的社会制度，提升科技水平、生产技术的发展经济规模。
自1950~2018年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是普遍进步了，但是华人的传统文化尚未转型，无法契合现代社会的需要。目前华人社会的文化、信仰、伦理、价值，依旧是传统的孔子、老子、大乘佛教为主干。
老子、大乘佛教是抽象的形上学、本体论，完全不合现代文明三要素的写实、科学、人文，而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不合乎现代社会多重、多变的利害关系。孔子、老子、大乘佛教的文化教育，是使当代华人变成三百年前的华人，必定陷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夹缝，很难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。
7-2.现代华人社会的需要
现代社会是全球化的时代，世人为了追求更优质、稳定的生活，国际间的竞争、合作、团结是不会停止，而务实、科学、人文的思想与积极的生活态度，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要基础。
孔子、老子的思想是流传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，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中国佛教是大乘学派的系统，也是老庄化、形上化、本体论的大乘学派，既不是印度的大乘学派思想，更是脱离释迦佛陀思想的不同学派。在现代世界的需要及前进方向下，不合实际的「老庄化佛教」，如果不改变思想及作法，势必要走向被世界淘汰的结局。
根据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、四圣谛，可以确定佛陀的思想主轴，正是写实、科学、人文与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完全契合现代的世界文化主流，既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，又可促进佛教的世界化。
如此可知，释迦佛陀教导的十二因缘、四圣谛，完全符合现代华人社会的需求。在现代化的华人社会里，不仅中国佛教必需改变，正统佛教也必需传入华人社会。
8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现况
8-1.佛教的再认识
公元1980年起，台湾佛教学术界已经确定「大乘学派经典不是出自佛陀」，并且华人社会针对该研究主要是出自大乘学派的印顺长老。自此，台湾佛教界的大乘门徒开始探寻真实的佛法，促成信仰、学习上座部佛教的人数是日渐增多。
公元1990年起，上座部佛教的律、经、论三藏（巴利语：Tipiṭaka）翻译成中文，开启华人正确学习上座部佛教的大门。经由接触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的佛教及僧团，上座部佛教的文化、风俗已经引起华人的注意与了解。
8-2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发展
公元1985~1995年，马来西亚、台湾的华人佛教徒，接触的上座部佛教是以泰国佛教为主。譬如：阿姜•查•波提央（英语：AjahnChahSubhaddo）、佛使比丘（巴利语：BuddhadāsaBhikkhu）。公元1990~2010年，许多人前往泰国修行、出家，也有许多泰国比丘前来台湾发展。
由于泰国上座部佛教较重视「苦行、持戒、禅修」，禅修强调实际的经验，不重视配合经藏（巴利语：SuttaPiṭaka）、论藏（巴利语：abhidhammaPiṭaka），造成重视有根据的华人佛徒逐渐改学缅甸佛教。
公元1990~1995年，缅甸葛印卡（Satya Narayan Goenka, 1924~2013）、缅甸帕奥禅师（Pha Auk Sayadaw. 1934~）、马哈希尊者（Mahasi Sayadaw,1904~1982）的系统皆开始在台湾传法。由于缅甸上座部佛教特别强调论藏（巴利语：abhidhammaPiṭaka）高于一切，禅修重视必需配合论藏（巴利语：abhidhammaPiṭaka），喜欢研究佛法的华人，遂以学习缅甸佛教为主。公元1995~2010年，缅甸上座部佛教传往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的佛教圈。
相对于泰国、缅甸的上座部佛教，斯里兰卡距离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是更远，前来的斯里兰卡僧人不多，文化交流胜过传法、禅修，一直不是华人学习的焦点。
8-3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的现况
1.团体及人数：
除了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以外，目前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台湾的华人上座部佛教团体还不多，出自缅甸系的团体与僧人最多，出自泰国系则次多，而源自斯里兰卡系的佛教团体与人数为最少。
2.比丘僧团：
华人的缅甸系僧人、泰国系僧人，多数是分散各地，各自安住、修行，很少有长期性的合作。马来西亚、台湾各有一处专学缅甸帕奥禅师系统的僧团，以及斯里兰卡僧律传承的比丘僧团──中道僧团。
3.比丘尼僧团：
由于泰国、缅甸的比丘僧团，目前未接受恢复上座部比丘尼的作法，所以华人社会无有泰国系、缅甸系的上座部比丘尼。目前华人佛教圈内，奉行缘起、四圣谛的教法为主轴，以南传铜鍱律为依归的正统四圣谛比丘尼僧团，应当只有依止斯里兰卡两部僧团受具足戒的中道比丘尼僧团。
2000年起，台湾有一些上座部十戒女，或是大乘学派的女性出家者，兼探研南传上座部佛教，又自行到南传上座部佛教受戒，却依旧以大乘学派为主，甚至自行换穿上座部袈裟，而对外宣称是上座部佛教比丘尼。但是，这类模式是教法、僧戒之间，两者不一致的个人行为，不代表是正统的四圣谛僧团的作法。
4.社会活动：
目前华人社会的上座部佛教僧人、团体，大多数是自修为主，只有少数具有对外传教的能力与积极态度。此外，目前华人的上座部佛教团体，主要的活动是研究教法、禅修、供僧、布施、短期出家，少有社会性的接引活动。
9.华人社会上座部佛教发展的困难
9-1.外部的困难
1.大乘学派的打压、排挤，是最大的发展困难。
2.华人社会的不了解与误解，是其次的困境。
3.社会参与程度严重不足。
9-2.内部的困难
1.人才不足；2.不积极；3.互相排挤；4.缺乏发展的长期策略。
9-3.突破困难的发展办法
1.确立契合时代发展及华人社会需要的佛法。
2.加强各国上座部比丘尼僧团的团结，增加比丘尼僧团的力量。
3.建立华人上座部比丘尼僧团。
4.团结比丘、比丘尼僧团，增加参与社会的能力。
10.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道路
10-1.上座部佛教比丘尼传承的重要性
世界有两种性别，佛教徒也有男、女二众。拒绝女性参与佛教的僧团，不是佛教僧团拒绝了女性，是僧团失去女性的品德、能力与智慧的功德。
当世界主要宗教皆有男、女两性僧人时，上座部佛教拒绝比丘尼是要受到社会的质疑与拒绝。特别是，华人的大乘学派具有尼僧的传承，华人上座部佛教具有比丘尼传承，必定有利于上座部佛教发展于华人社会。
10-2.恢复上座部佛教比丘尼的方法
1.善用上座部佛教之经法与律戒的精神。
2.遵循「缘起」的性别伦理。
3.善用〈八敬法〉增进比丘僧团的善意与帮助。
4.拒绝不合缘起法的平权思想，反对强调女性主义，避免性别主义的紊杂。
5.避免大乘学派的介入，减低上座部比丘僧团的疑虑。
6.维护精进、持戒的风范。
7.采取多合作、少竞争的原则。
8.多与比丘僧团互助、合作。
9.多团结各方比丘尼，促进彼此的利益与发展。
10.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与教育活动。
11.远离自大、自私、自利的失败因素。
10-3.华人上座部佛教中道僧团的传承
10-3-1.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僧团的传承
中道僧团是遵行上座部佛教僧团律戒传承，以华人为主要成员的僧团。自1995年起，由随佛长老（Ven. VūpasamaThero）创办、发展于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的华人社会。
中道僧团的比丘僧律传承，源自缅甸及斯里兰卡，基于佛陀的教法、弟子是一家的事实，斯里兰卡、泰国、缅甸的僧律传承，中道僧团皆尊崇、不拒绝。自2012年起，中道僧团的比丘僧是以斯里兰卡传承为主，也认同、支持恢复上座部比丘尼传承。
2014年起，中道僧团得到斯里兰卡的长老、戒师与僧团的支持，双方合作发展华人社会的比丘僧团、比丘尼僧团。
10-3-2.华人上座部佛教比丘尼僧团的传承
中道僧团的比丘尼传承，草创初期是源自1998年的缅甸十戒女传承，发展自2002年，随后由十戒女依据南传《铜鍱律》研学比丘尼戒，并自行守持比丘尼戒，学团确定于2014年。其后，中道僧团的比丘尼僧律传承，真正根源是出自斯里兰卡僧团，由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两部僧团授具足戒的比丘尼僧团。
中道僧团的比丘尼，是依止随佛长老领导的中道比丘僧团，由道一比丘尼领导的比丘尼僧团，发展于台湾、中国大陆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美国的华人社会。
【备注】 本文的中、英文发表，由道一比丘尼以中文发表，见濬比丘尼协助、承担现场英文口译。
注释：
1.见《道德经‧一章》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为妙之门。」
2.见《道德经‧二十五章》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
3.见《道德经‧三十七章》：「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」
4.见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：「自武帝初立……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……皆自仲舒发之。」
5.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（卷二）》〈广陵僧果尼传十四〉：参《大正藏（50）》p.939.3-12~24
「元嘉六年，有外国舶主难提，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，至宋都住景福寺。后少时，（师子国尼）问果曰：此国先来已，曾有外国尼未？（果）答曰：未有。（师子国尼）又问：先诸尼受戒，那得二僧？（果）答：但从大僧受。得本事者，乃是发起受戒，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！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，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，此其高例。果虽答然，心有疑。（果）具咨（求那跋摩）三藏，三藏同其解也！（果）又咨曰：重受得不。（求那跋摩）答曰：戒定慧品从微至着，更受益佳。到十年（433），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，先达诸尼已通宋语，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。」
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（卷二）》〈普贤寺宝贤尼传二十一〉：参《大正藏（50）》p.939.3-16~22
「初晋兴平中净检尼，是比丘尼之始也。初受具戒，指从大僧。影福寺惠果净音等，以咨求那跋摩。求那跋摩云：国土无二众，但从大僧受得具戒。惠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，以元嘉十一年，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。非谓先受不得，谓是增长戒善耳。」
见宋•释宝唱撰《比丘尼传（卷一）》〈净检尼传一〉：参《大正藏（50）》p.934.3-22~27
「晋咸康中，沙门僧建，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。升平元年（357）二月八日，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。晋沙门释道场，以戒因缘经为难云：其法不成。因浮舟于泗，捡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，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。」
【说明】：刘宋‧元嘉六年（429），有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比丘尼八人至宋京（今南京）。当时景福寺尼慧果、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，戒品不全；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，于南林寺建立戒坛，因请求重受。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，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，虽无僧尼二众，无妨比丘尼的得戒。又以当时师子国八尼年腊未登，不满十人，且令学宋语；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（433）复载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，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。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，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，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，于元嘉十一年（434）在南林寺戒坛，重受具足戒。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。
6.见梁•慧皎《高僧传（卷三）》〈僧伽跋摩八〉：参《大正藏（50）》p.342.2-11~23
「僧伽跋摩……元嘉十年（433），出自流沙至于京邑。……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，将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。是时，二众未备，而（求那跋摩）三藏迁化。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，众乃共请僧伽为师继轨三藏。」
7.见《道德经‧一章》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万物之母。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为妙之门。」
8.见《道德经‧二十五章》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
9.见《道德经‧三十七章》：「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」
10.见《菩萨戒本》（出《瑜伽论》〈本事分菩萨地〉）：参《大正藏（24）》p.1111.3-12~17
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净戒律仪，如薄伽梵于别解脱毘奈耶中，为令声闻少事、少业、少希望住，建立遮罪，制诸声闻令不造作，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。何以故？以诸声闻自利为胜，不顾利他，于利他中少事、少业、少希望住，可名为妙。非诸菩萨利他为胜，不顾自利。」
11.见《菩萨戒本》（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）：参《大正藏（24）》 p.1108.1-3~12
「世尊！为声闻建立者，菩萨不同学此戒。何以故？声闻自度舍他，应住少利、少作、少方便，非菩萨自度度他。……如是等住少利、少作、少方便声闻遮罪，菩萨不共学住。」
12.见《菩萨戒羯摩文》（出《瑜伽论》〈本事分菩萨地〉）：参《大正藏（24）》p.1105.3-17~23
「如是菩萨所受净戒，于余一切所受净戒，最胜无上，无量无边大功德藏之所随逐，第一最上善心意乐之所发起，普能除灭于一切有情一切种恶行，一切别解脱律仪，于此菩萨律仪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数分、计分、算分、喻分，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，摄受一切大功德故。」
13.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：参《大正藏（40）》p. 638.2-11~14
「背正向邪戒第八……菩萨理弃舍二乘，受持大乘真实之法，方名菩萨，而今乃弃大归小失其正行，乖理之极，故须制也。」
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：参《大正藏（40）》p.640.3-21~24
「法化违宗戒第十五……菩萨理应以菩萨乘授与众生，令得究竟饶益，反以二乘小法，用以化人，违理违愿，故须结戒。」
见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疏》卷第五：参《大正藏（40）》p.645.2〜p.645.3
「背正向邪戒第二十四……本为受行大乘名为菩萨，今若舍此，何大士之有？……此倒学有八种：一、邪见者。二、二乘者。……」
见《梵网经》〈菩萨心地戒品〉第十卷：参《新修大正藏（22）》p. 1105.3-6~8
「若佛子！心背大乘常住经律，言非佛说，而受持二乘声闻、外道恶见，一切禁戒邪见经律者，犯轻垢罪。」
见《菩萨戒本》（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）：参《大正藏（24）》p.1108.1-27 ~ p.1108.2-1
「若菩萨作如是见，如是说言：菩萨不应乐涅盘，应背涅盘，不应怖畏烦恼，不应一向厌离。何以故？菩萨应于三阿僧祇劫，久受生死求大菩提。作如是说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」
见《菩萨戒本》（出《瑜伽师地论》〈菩萨地持品〉）：参《大正藏（24）》p.1108.3-22~24
「若菩萨如是见，如是说言：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，不应受、不应学。菩萨何用声闻法为？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起。」
「若菩萨于菩萨藏不作方便，弃舍不学，一向修习声闻经法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非染污起。」──p.1108.3-27~29
见《菩萨地持经》（戒本）卷第五：参《大正藏（30）》p.912.2-5~p.913.1
「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、摄善法戒、摄众生戒者。……尔时智者，于佛像前敬礼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如是白言：「某甲菩萨！于我某甲前三说受菩萨戒」。……波罗提木叉戒，于此律仪戒，百分不及其一，百千万分乃至极算数譬喻亦不及一，摄受一切诸功德故。」
见《菩萨地持经》（戒本）卷第五：参《大正藏（30）》p.915.2-21~27
「若菩萨如是见、如是说言：菩萨不应听声闻经法，不应受、不应学，菩萨何用声闻法？为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起。何以故？菩萨尚听外道异论，况复佛语。不犯者，专学菩萨藏，未能周及。若菩萨于菩萨藏，不作方便，弃舍不学，一向修集声闻经法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非染污起。」
14.见颜尚文着〈佛教的思想与文化〉：参《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》p.124-7~19
「梁武帝即位初年，即大力进行政治与佛教结合政策。梁武帝领导「建康教团」，经过天监年间（502~519）十八年的努力，进行弘佛、护法、翻译、编纂、批注大量佛教典籍之政教结合工作。梁武帝的「建康教团」，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武帝亲受菩萨戒之时，为此一政教结合政策提出「皇帝菩萨」的核心理念 (注3)。……武帝周围「建康教团」成员的因素 (注6)，更有着魏晋南北朝长期政教关系之深远背景等较大的因素。」
15.见颜尚文着〈梁武帝「皇帝菩萨」的理念及政策之形成基础〉，《师大历史学报》第十七期，p.1~p.58。1978年
16.见唐•道宣撰《续高僧传（卷十七）》〈释智顗传三〉：参《大正藏（50）》 p.564.1-18~p.568.1-14
17.见《摩诃止观》卷五（上）︰参《大正藏（46）》p. 55.2-13 ~19
「若一法一切法，即是因缘所生法，是为假名，假观也；若一切法即一法，我说即是空，空观也；若非一非一切者，即是中道观。一空一切空，无假、中而不空，总空观也；一假一切假，无空、中而不假，总假观也；一中一切中，无空、假而不中，总中观也。即中论所说，不可思议一心三观。」
【作者】：公元594年，智顗宣讲《摩诃止观（巴利MahāSamatthaVipassanābhāvanā）》，根据《般若经（梵PrajñāpāramitāSūtra）》的「空（梵Vabhāva-śūnya）」为根本，龙树《中论（梵MūlaMadhyamakakārikā）》的「空（无自性）、假名、中道」为次第，《法华经》的「佛性」为究竟，提出「一心三观──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」的大乘止观法门，又分为「次第三观」及「圆顿三观」。公元593年，智顗宣讲《法华玄义》批注《法华经》。
18.唐高祖李渊出生于山西，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权贵之家。陜西省历史博物馆历史学者张铭洽教授的研究，原山东太行山地区有五大望族姓氏——王、卢、崔、李、郑，其中李姓又是鲜卑族中的一大姓氏。
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资料证明，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、即唐高宗李渊的母亲，独孤氏，是隋文帝王后的姐妹，是鲜卑人，并非汉族。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（即纥豆陵氏），也是鲜卑族，还有所娶的妻子长孙氏，都出于北方少数民族。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葬内有六匹战马的石雕，世称「昭陵六骏」，具有突厥人「与马共葬」的墓塟风俗习惯。史学界对于李渊家族的血统，有以下几种说法：赐姓大野部，河南破落北魏鲜卑贵族李姓，老子李耳的后代等。
19.《史记·老子传》：「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耼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」。中国古籍对老子的记载不甚清楚，传说老子后西出函关，被函关令尹喜稽留，因而留下五千言的《道德经》，倒骑青牛出关西去，不知所终。函关以西自古被视为汉民族以外民族的地域，一向被视为「胡人」的所在。李渊之母独孤氏非汉族，妻窦氏（即纥豆陵氏）是鲜卑族，李世民妻长孙氏，为北地少数民族，家族有非汉族血统，难免被汉民族视为「胡」。由于道家圣人老子李耳，传说西出函关去于「胡」地，又是姓李，自然被李渊家族追崇为祖，以释汉族的疑虑及排斥。
20.见《旧唐书．高宗纪下》；《礼仪志四》
公元618年，唐朝奉李耳为始祖：玄元皇帝；公元666年，追奉封号：太上玄元皇帝；公元743年，加奉尊号：大圣祖，太上玄元皇帝；公元749年，加尊号为：圣祖大道玄元皇帝；公元754年，再上尊号称：大圣祖、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。